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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佩里·安德森指出：特朗普第一次上台完全出于偶然，第二次上台却是一种必然。这种必然预示着危机的恶化。 这就是当前这场猛烈冲击着世界的贸易战的基本背景。 具体而言，在其背后，有着三条清晰的逻辑脉络：国际贸易体系的结构性失衡、地缘政治紧张与国家安全问题的凸显，以及科技革命对社会秩序的颠覆性冲击。 国际贸易体系的结构性失衡 前些天，达利欧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正在见证的是全球主要的货币秩序、政治秩序和地缘政治秩序的典型崩解。这类崩解，一生中只会遇到一次。具体说，全球货币/经济秩序正在崩溃，原因在于美国现有债务规模过大，新增债务速度过快，而资本市场与经济体系又严重依赖这一不可持续的债务结构。 我们可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2024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达1.21万亿美元，占GDP的3.1%，创历史新高。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消费品和制造业原材料进口需求旺盛，但本土产能不足，严重依赖进口。同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为2933亿美元，服务贸易顺差难以抵消商品逆差，仅为商品逆差的24%。巨大的经常项目逆差只能用资本项目的顺差来平衡，2024年国际资本净流入1.04万亿美元。由此，形成“商品逆差+资本顺差”的循环。但要知道，资本项目是以债务和投资的方式流入的。 而近年来一些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事实上是正在加剧失衡的脆弱性。美国为刺激消费，2008-2023年累计量化宽松超9万亿美元，导致美元泛滥和资产泡沫，不得不通过进口廉价商品压制通胀；中国为应对1997年金融危机，强化了“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的模式，外汇储备从1450亿美元激增至3万亿美元。这种“美元循环”与“中国制造”的非对称依赖，在美联储加息缩表时暴露出致命的缺陷：新兴市场资本外流、货币贬值，贸易保护主义趁机抬头，形成“全球衰退—保护主义”的恶性循环。 正如达利欧所说的，对美国而言，这一结构是无法持续的。 一方面，持续依赖资本流入的结果，是外债规模快速攀升。到今年4 月 16 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达到 36.2 万亿美元。从某种意义来说，美国是在以过度借贷以维持过度消费。但我们要知道，债务是要还的，是有利息的，是不能违约的，而且是有极限的。如果资本流入放缓或逆转，偿债压力可能引发债务危机。 另一方面，长期依赖进口和资本流入导致了制造业的空心化。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已经从1953年的27%降至2024年的11%，就业人口占比仅有8%左右。而制造业的空心化，还不仅仅意味着很多东西制造不出来，它同时也严重削弱了技术创新和产业链之间的完整性，削弱了技术创新的后劲。正如莱特希泽所说，真正的创新是产生于实验室与车间的碰撞。而现在的美国，甚至技术研发也开始严重依赖海外生产环节，如美国新能源汽车因缺乏电池产业链而只能落地于中国。 产业空心化的情况实际上要比数字表明的更为严重。美国消费品公司Viahart首席执行官莫尔森·哈特认为，美国现在要恢复制造业已经是困难重重。 首先，工业供应链严重不足。美国的工业级供应链（特别是电子元件）严重不足。没有零部件供应，制造业必需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就无法形成。其次，很多东西现在美国想造也不会造了，因为连技术都不掌握。第三，中美劳动力的差距不止在成本。美国工人，不仅成本高，生产效率、纪律性都差一截。第四，美国基建拖后腿。美国制造缺乏的不只是人，更是基建，尤其是电力。 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逻辑的推动下形成的，换言之，是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导致的结果。 地缘政治紧张与国家安全问题的凸显 米兰报告中有一句话非常耐人寻味。美国为什么要复兴制造业？他说，在没有主要地缘政治对手的时代，美国可能不太在意制造业的衰退。但现在，中国和俄罗斯不仅是贸易伙伴，也是潜在的“安全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强大且多样化的制造业，对于保障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其实，国际经济秩序与地缘政治和国际政治秩序密不可分。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秩序本质上是冷战结束后的一种和平红利。在那个时候，即使在国际贸易中存在一定的失衡，也只是当做纯粹的经济或贸易问题来对待。 但在全球化逆转、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国家安全的逻辑已经取代比较优势逻辑，成为国家的首要关注点。这时，国际贸易的失衡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就成为一个政治和安全问题。 两件事情对这个转变的过程，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一是疫情，二是俄乌战争。疫情给美国的教训是，口罩、检测试剂、呼吸器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日常生活用品，在特殊情况下，其短缺就可以构成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俄乌战争则使美国和西方意识到，常规武器和军备生产能力的不足，已经成为其军事上的致命短板。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安全问题凸显出来。 在一次白宫新冠病毒疫情新闻发布会上，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曾经讲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美国未来将独立于全球供应链之外，逐步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我们永远不应该依赖外国为我们自己的生存手段... 这场危机凸显了强大的国界和繁荣的制造业的重要性 ... 。现在，两党必须团结起来，把美国建设成为一个全面独立的、繁荣的国家：能源独立，制造业独立，经济独立，国家主权独立。美国将推进商务，但不会依赖任何人...。 由此，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的理念开始流行。 在全球化逆转、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关键贸易领域开始被武器化。美国将稀土、芯片、人工智能定义为 “关键物资”，通过《出口管理条例》限制对华出口。2023 年，美国商务部将 1200 余家中国实体列入 “实体清单”，涉及半导体、无人机、生物医药等领域，迫使中国企业投入更多资源进行替代研发。 同时，今天各国尤其是大国制订的产业政策，已经越来越多地包含着国家安全的含义。名义上是产业政策，实际上是以经济手段来构建“地缘护城河”。比如，美国国防部评估认为，中国掌控全球60%的锂电池产能，构成“能源安全威胁”，迫使宁德时代放弃在美建厂，转而在德国设立研发中心。欧盟《数字市场法案》对中国电商平台的针对性条款占比63%，理由是“数据主权安全”。 这种“经济问题安全化”的逻辑，出现在半导体、稀土等等许多重要领域中。 科技革命对社会秩序的颠覆性冲击 除了国际贸易体系结构性失衡和地缘政治紧张之外，对当前国际经济秩序构成严重冲击的另一因素，就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2023年，全球工业机器人密度已经高达141台/万人。 BEN CASSELMAN在《川普总统搞错了本质问题：“中国冲击”给美国上了一课》一文中就指出，其实川普是搞错了问题的本质。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之所以有数百万人失去了工作岗位，并非完全是贸易本身造成的。 有研究表明，在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的几十年里，美国制造业岗位在就业中的占比就一直在下降。而且，从2000年左右开始，这种下降还在加速。其实，不但美国是这样，在近几年中，中国制造业年均减员也高达200万。 这当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技术进步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也就是工厂能用更少的工人生产更多的商品。其实，即便中国没有加入世贸组织，美国也不可能维持2000年那样50万服装工人的规模。美国卡车司机工会的一项预测表明，自动驾驶将消灭350万个岗位。OECD研究表明，自动化对就业的冲击是进口竞争的3-5倍。 过去的经济理论认为，受到这些岗位流失冲击的人群和地区应该能够相对迅速地适应。投资者本应廉价抢购那些被废弃的工厂和厂房，并为它们找到更具生产效益的用途。而失业的工人本应学习新技能，进入那些增长更快的行业，或迁徙至就业机会更多的地区。 但现实情况并未如此：新兴的高薪产业确实在兴起，却并非出现在那些受制造业岗位流失冲击最严重的地区。失业工人们不愿或无力迁徙寻找机会，只能留在社区艰难竞争寥寥无几的优质岗位，而这些岗位大多要求具备大学学历。 结果就是，他们或是进入了收入较低的服务性行业，薪资与之前在工厂的工作无法相提并论，或是彻底退出劳动力市场。于是，男性的就业率断崖式下降，药物成瘾与早逝率激增。 曾提出过中国冲击这个说法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戴维·奥托，一直在研究这个课题。他说道：劳动力市场的调整需要几代人的时间，这种调整不会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完成。 其结果，就是就业的崩塌与社会结构的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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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4-22 10: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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