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误会了中国？

微言网编辑部

为了在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一事上得到国会的批准，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热情洋溢地说，更紧密的经济关系将意味着中国公民拥有更大自由。

克林顿的话如今读起来似乎不仅幼稚，而且令人尴尬。中国对西方思想的开放程度降低了，对华盛顿全球领导地位的敌意也大大增加。

但是，对美中关系转变的失望意味着接触战略——把中国与美国更紧密地裹在一张经济和政治关系网中——存在根本缺陷吗？接触战略会注定失败，还是将在未来奏效？两本新书探讨了这一问题。

接触是否成功？

在《误会中国》一书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阿伦·弗里德伯格称接触是一场不成功的赌博，如今的挑战是如何减少联系。在《美国与中国：追求全球经济领导地位》一书中，经济学家C·弗雷德·伯格斯滕不仅认为接触是成功的，而且提出中国和美国担当全球经济的联合首席执行官。

两位作者在对华政策方面都有长期的经验——至少在华盛顿制定的对华政策上。多年来，弗里德伯格一直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挑战发出警告，并倡导他所说的部分脱离接触。主要的自由贸易经济学中心——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创始所长伯格斯滕在2014年曾支持美中达成自由贸易协定。

弗里德伯格认为，北京不是美国长久以来所希望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换句话说，它是一个威胁。在伯格斯滕看来，北京不是“革命者”——换句话说，北京比较温和，是一个潜在的伙伴。

弗里德伯格对美国政策进行了简练而有说服力的批评，追溯了民主党政府和共和党政府是如何出于意识形态和商业原因而接受接触的。

美国最大的企业追逐着10亿客户的旧梦想，也竞相争取北京的朋友，为加强美中关系进行游说。但接触并没有带来商业官员所承诺的美国出口的巨大繁荣，以及繁荣可能为美国带来的数百万个就业岗位。相反，外国对华投资激增，从为美国老板工作的中国工厂进口的商品也激增。

弗里德伯格得到的明显教训是：美国最好保持距离。

伯格斯滕的观点则完全不同。对他以及美国历任财长而言，关键在于找到自由派人士，让他们相信，经济改革符合中国的利益，而不仅仅是符合希望开拓更大市场的美国公司的利益。

伯格斯滕讲述了接触的真正成功，它们包括通过更廉价、更多样化的进口产品提高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遏制核扩散，以及在2008年美国制造的金融危机几乎导致全球经济萧条后，两国密切合作来重振全球经济。全球对新冠疫情的应对不力也显示了美中之间缺乏接触。

接触的新时代

伯格斯滕提出一个接触的新时代。他敦促美国再次将经济事务与人权和国家安全争端脱钩，就像克林顿执政初期一样。伯格斯滕与上世纪90年代的克林顿和其他人不同，他没有辩称接触可以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而是说华盛顿可以将人权问题与经济政策分开。

伯格斯滕认为，如今，接触将给予美国一个对中国施加影响的渠道，中国势必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伯格斯滕有效地提供了一系列统计数据——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研发支出、教育和贸易数据——来为中美竞争建立一个记分卡。最基本的事实是：中国将超过美国，正常来说在本世纪中叶。

他写道：“随着中国的发展，时间对美国不利。”

按照这种推理，美国需要与中国接触，以确保中国不会主宰全球经济。伯格斯滕提出了他所说的G2集团，即美国和中国作为一个“非正式指导委员会”来处理气候变化、健康和经济发展等全球问题。他说，没有它们的同意，全球进步是不可能的。

他把全球经济描绘成一系列同心圆。

想象一下经济版的太阳系。如果美国和中国是这个体系中的太阳，那么欧洲和日本大约在金星的位置运转，而印度和巴西可能在火星的位置附近运转，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将在天王星附近。

伯格斯滕没有明确解释为什么他认为G2集团应该包括中国，而不是美国的长期盟友欧洲和日本。尽管他没有强调这一点，但他的统计数字显示，美国及其传统盟友——他称之为“霸权联盟”——在经济上要比中国强大得多，而且这种状况很可能会持续到本世纪末。

伯格斯滕选择中国似乎是因为担心美国正在放弃其作为全球领导者的角色，并对北京越来越怀有敌意。他的书中夹杂着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批评，他提到特朗普的名字275次。在新的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伯格斯滕希望确保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携手合作。

如果没有这种合作，世界可能会落入他所说的以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命名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后者把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归咎于现任大国（英国）和崛起中的大国（美国）未能采取必要行动。

伯格斯滕写道，北京拒绝了此前提出的与美国组建G2集团的要求，因为它认为这将“同化、实际上遏制其崛起”。但如今，他说，如果美国明确表示将“赋予中国与美国真正平等的角色”，中国可能会更乐于接受。他还说，美国需要确保中国忠实履行其被赋予的职责，但不清楚如果美国发现中国在逃避，它会怎么办。

加强“霸权联盟”

弗里德伯格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对待中国。他会寻求加强上述的“霸权联盟”，这样就能遏制中国的崛起，或者至少从外部影响北京。

首先，弗里德伯格将在经济上脱离中国。他并不主张全面脱钩，他承认，鉴于这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全面脱钩将是毁灭性的。他的书写得太早，没有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考虑在内，但由于莫斯科作为一个能源供应国的重要性，就连切断西方与规模相对较小的俄罗斯经济的联系都被证明是困难的。想象一下，试图拆散以世界工厂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

尽管弗里德伯格对中国的批评十分尖锐，但他的大部分建议并没有过于超出美国总统拜登正在做的事情。弗里德伯格建议限制中国在美国的投资，限制美国对华技术出口，利用税收优惠和其他激励措施鼓励企业将其供应链从中国迁走，并鼓励盟友也这样做。他还表示将增加美国海军的开支，重新把美军的重点转向亚洲，并“设法让俄罗斯远离中国”（这也是在乌克兰战争之前）。他没有提供路线图，也没有试图详细说明成本。

弗里德伯格在最具挑衅性的建议之一上只用了寥寥数语，即建立一个经济联盟来帮助面临中国经济胁迫的国家。他写道，与北约一样，这个联盟的运作原则是“对一个国家的攻击就是对所有国家的攻击”。

虽然弗里德伯格认为美国的反苏联盟是一个榜样，但他也忽视了贸易可以发挥的关键作用。欧洲和日本与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美国对纺织品、电子和汽车进口商品开放了市场，尽管这损害了美国一些行业的工人。类似的贸易开放行动可能有助于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招募新的盟友，或者加强与现有盟友的关系。

如今，拜登政府即将启动它所说的“印太经济框架”，试图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但它说，它不会降低对希望扩大与美国贸易的国家的关税，也不会对它们作出其他让步。拜登政府和国会中的一些人希望，这一框架将成为一项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甚至可能导致美国加入奥巴马政府谈判达成、但特朗普反对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即便美国就TPP的部分内容重新进行了谈判，但要让国会批准自由贸易协议也将是艰难的。国会民主党人长期以来一直反对此类协定，而自由贸易也成为许多追随特朗普的共和党人所憎恨的东西。但正如弗里德伯格和伯格斯滕都希望的，它对在经济和政治上与中国竞争或许是至关重要的。

作者 鲍勃·戴维斯（王海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