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 忆 （散文）

李浩然

琐   忆 （散文）

——写在曹典谟离去的日子里               高淑慈

曹典谟走了，我很悲痛。

我虽然与他相处了大半辈子，经历过许多酸甜苦辣甚至生离死别，因为他很少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更不愿与我谈及这些他多半不屑一顾的个人经历，在他离去之后，我也只能写上这些对我说来印象较深的事件，就叫“琐忆”吧。

1  刻苦读书

曹典谟少时，家庭贫困。家中虽然做点木材生意，但家里人多劳少，上有祖母和父母亲，下有四个弟妹。他是老大，读了一年私塾后，就用四年时间读完了六年制的小学。在小学里，每天，他除了听课和做作业，不是看书就是看报。别人玩铁环，打弹子，跳盘子，他从不参加。有一次，一邻居家死了老人，请先生读祭文，他听了就钻到那先生身边去看，还问那先生祭文该怎么写，那先生就直夸他人小志大。小学毕业后，别人都在省城上初中，他家里交不起学费，只好到离家几百里的耒阳去求学。因为耒阳那边的学费最便宜。

十四岁那年，他独自一人背着简单的行李，经湘潭板塘铺，搭火车到了耒阳。那天，天下着大雨，一路泥泞，又不知道学校在什么地方，只好叫了一辆人力车送。走到半路，因路实在难走，车夫怎么也不肯走了，说，“我不要你的钱，我也不送了。”他只好自己背着行李，边走边问，好不容易才找到要进的那所学校。在学校里，他什么也不考虑，一心只想读书。那段日子，连双鞋子都买不起，他就白天打赤脚，晚上洗了脚才上床睡觉。在物质生活极为艰苦的境况下，他从没放松学习，总想：我的苦日子总会熬到头的。

不久，日本鬼子打来了，到处杀人放火，强奸抢掠，无恶不作，学校领导只好带着学生逃到莽山去。一路上，走的是羊肠小道，加上天寒地冻，衣裳单薄，有人害了痢疾，他除被传染，还打起摆子（疟疾）来。没办法，老师只好叫他们拿干辣椒御寒。说是九死一生，一点也不夸大。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了，学校来了一位梁师长，说是国民党军队派来的，后来才知道他是地下共产党员。他见那些学生实在太可怜，就派士兵将那批青少年一个个送回老家，他也因此而回到老家长沙。

他说：在长沙明德中学读高中那段，他最喜欢看报，可又无钱订报，每天放学后，就一个人走到十字街头的壁报栏前站着看报。大报小报都看，看得多了，就开始学着写稿，试着投稿。记得他第一次投出的文章，不但被选登了，还得了五块银元的稿费。高兴之余，就买上一件上海运来的新纺绸衬衣，穿在身上，很觉新奇。其后，再收到稿费，就主动给家里做补贴。邻居们见了，都夸他家出了个小才子。

2  投身革命

解放前，年轻的曹典谟发表过好些文章，因而认识了报人梁中夫、朱九思和廖经天等人。

一九五一年，他的姑父陆锦和姑母曹群从延安调到长沙。陆锦任长沙市副市长，曹群任长沙市民政局局长。他们都是“三八”干部，说话很有分量。姑父姑母问他愿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工作，他谢绝了他们的关心，说要凭自己的工作能力去找工作，不搞裙带风。姑父母也就尊重了他的选择。

梁中夫老师，解放前是中共长沙市地下新闻支部书记，公开身份是当时的《湖南日报》副刊编辑。他主编了一个专刊，刊名叫《学生版》，这个刊名很朴素，却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政治内涵，吸引了当年长沙乃至全湖南的广大学生群体。他在梁老师的鼓励下写稿，经常用“朝歌”笔名将文章投到《学生版》“乡谈”和“洞庭波”上，而且多被采用。

一九四九年九月，为适应新的形势需要，梁老师等人办起了“新干班”，他主动报名参加“新干班”的学习。同年十一月初，上级决定从“新干班”一百四十多名同学中抽出二十多位同学到李锐主办的《新湖南报》编辑部做事，他是被抽去的人员之一。十一月底，湖南新华支社成立，他被安排在其中工作。一九五零年六月，衡阳地委要开办《岳南人民报》，他被任命为该报的编委和时事文教组组长。从参加“新干班”那天起，他就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一九四九年九月的一天，经过申请，地下党组组织约他在湘江边上的沙婆洲上宣誓入党（当时入党入团都是秘密进行的）。他特高兴。因为第二天长沙全部解放，要开庆祝大会，这个宣誓仪式也就没有举行了。

一九五二年八月，他被调到湖南师范大学学习，毕业后，先后被安排到零陵二中、东安二中和湘潭等地中学担任语文老师和教导主任，而且常教高三年级。一九八三年，又因需要，被调到湖南新闻出版局，其后，局下分家，被安排到湖南教育出版社，先后担任审编委员和副编审，直到离休。

3  关爱家人

一九五四年以前，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实行的都是供给制，报社也不例外。每个工作人员每月生活费用都由单位领导总管，每个人每月只发几块钱零用。

曹典谟，贫苦家庭出身，考虑家里六七口人生活困难，常常将那每月领到不多的钱交与母亲。母亲说，“看你身上穿的，我怎么能忍心？”他总是说，“看着你们这样寒碜，我又怎能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