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打击职场碰瓷，恐怕用力过猛

微言网编辑部

文 | 于平

2月7日，浙江法制报社旗下的微信公众号“浙江公告”发表题为《嘉兴首个“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公布！一旦被纳入后果很严重》的文章，公布了首个被列入“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的胡某。

据悉，“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由浙江湖州全国首创，嘉兴标准与湖州标准大体相似，除了个别条件当中的次数不同。

纳入嘉兴“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一般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 连续三年内，在同一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10次及以上或者在不同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15次及以上；

2. 连续三年内，在同一劳动仲裁院申请仲裁5件及以上或者在不同劳动仲裁院申请仲裁8件及以上；

3. 连续三年内，在同一人民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3件及以上或者在不同法院范围内提起劳动争议诉讼5件及以上；

4. 一年内，在同一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或（信访部门）以拖欠农民工工资名义讨要工程款 3次及以上或者在不同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或（信访部门）讨要工程款5次及以上的。

在引发争议之后，目前这篇文章已被发布者删除，但相关文章已经在网络上传播开。

平心而论，“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的立意，本身倒不坏。近年以来，职场碰瓷，成为劳动者维权领域的一股暗流，一些碰瓷者专门选择管理不规范的企业就业，利用企业管理的疏漏与制度的缺失，频繁发起维权活动，导致许多企业“苦不堪言”。这些碰瓷行为也让劳动监察部门，仲裁机构，和司法机关不堪负荷，导致社会资源的错配和浪费。

职场碰瓷固然需要遏制，但是通过“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的方式，恐怕用力过猛，很可能会误伤合法维权。当看到，“异常名录”对于职场碰瓷的判定，采取机械和一刀切的方式。比如，连续三年内，向同一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10次及以上。算下来，平均一年投诉只有3次左右，算不上过于频繁。如果一些正常维权的劳动者，投诉稍微多了一些，很可能触犯红线，被打入另册。

而且，劳动监察部门，仲裁机构，和司法机关，本应是彼此独立，相互制衡的关系。但“异常名录”却使得原本的制衡关系，成为了流水线作业。也就是说，只要劳动者维权比较频繁，不论其诉求是否有理，不论企业是否存在违规，也不论相关部门的调查和裁判是否尽责和公平，三家机构都同时认定，责任都在劳动者。这种集体抵制甚至是封杀，恐怕会导致本可以纳入合法渠道解决的劳动纠纷，滑向失控的边缘。

2019年1月3日，西安，人社局为农民工追讨工资。

“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属于典型的本末倒置的治理手段。这样的治理思维，早已不鲜见。比如临近年关，农民工工资问题一直是突出问题，甚至在此前国务院也召开会议提到确保农民工按时拿到工资。但最近，甘肃甘南官方发文的打击恶意讨薪引争议，而福建平潭也以扰乱公共秩序为名，将讨薪农民工予以行政拘留。类似做法给人的观感很差，毕竟，凡事都有因果，没有欠薪何来讨薪，没有理性讨薪效果不彰，何来的不理性讨薪层出不穷。之前，国家相关部门一再强调要“零容忍”的，是恶意欠薪，而不是讨薪。

农民工非理性讨薪的根源，是层出不穷的欠薪，职场碰瓷也是类似。不难看到，职场碰瓷者几乎从来不敢碰瓷大企业，而多是选择中小企业作为碰瓷对象。其中原因在于，大企业的人事和劳动管理往往非常注重合法合规，很难有空子钻。相较而言，大多中小企业管理就很不规范，再加之劳动法律一些条款是偏向弱势劳动者的，因而，一旦被维权的劳动者抓住了辫子，那么企业将极为被动。

所以，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本应正常的劳动者维权，衍生出职场碰瓷等乱象，它往往所传递的是企业违法违规的信号。那些碰瓷者其实是一个坏消息的传递者，花剌子模信使的故事早已告诉我们，杀死送坏消息的信使不能杀死坏消息。用一刀切的办法严打职场碰瓷，只会限制更多无辜劳动者的权利，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忽视劳动者权利，管理不规范等弊病，不会有丝毫改观。

职场碰瓷作为愈演愈烈的现象，绝不只是少数人贪婪造成的，其背后有企业自身的原因，也有法律的不尽合理。如今，不是去追问企业是否遵守法律，不是检讨某些法律是否过于苛刻，反而对劳动者的行为提出诸多限制，恐怕是找错了对象，用错了方法。这种倒果为因的打击模式，显然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