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予起诉“闷死”小偷案，为见义勇为护航

张玲

　2015年时，昆明市民银先生到学校接孙女时帮助保安抓到一名偷车贼，该男子不断挣扎、叫喊：“我记得你们了。”因担心被报复，银先生用男子外衣罩住其头部，民警赶到时小偷已被“闷死”。之后，公安机关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向检察院移送起诉。但是，经过近3年的司法调查之后，3月12日，五华区人民检察院肯定了银先生见义勇为行为，决定不予起诉。

　　见义勇为的银先生，躲过了牢狱之灾，很多网友拍手称快。甚至有的网友认为，这样的司法政策让公民在见义勇为时可以“放开手脚”。

　　其实，司法处理应该对法律、对真相负责，不能大而化之。

　　回看此案的细节，偷车贼之所以被“闷”死，虽系透气性差的外衣包裹造成缺氧，但还与自身潜在的疾病急性发作，也就是心源性猝死有关。而且，被害人因长期吸毒，各器官机能及耐受性较常人弱。死亡后果系多种原因所致，也增加了检察机关决定不予起诉的“砝码”。对于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检察机关认为证据不足、罪名定性不准确，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两次延长审查起诉的期限，也说明有关部门在依法认定上的慎重。

　　所以，不能简单地将案件归纳为“见义勇为闷死小偷，不用负责”，这个陈述可能会造成误导。

　　另一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将其扭送司法机关。根据刑法，“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只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才负刑事责任，但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五华区人民检察院认定银先生属于见义勇为，决定不予起诉，这种对正当防卫的司法理解，有利于形成全社会与犯罪活动作斗争的良好氛围。

　　但是，也不是所有见义勇为都不用负法律责任，甚至死人也不必偿命。人民检察院之所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是根据刑诉法第173条第二款，也就是“对于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依照刑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酌情不起诉。

　　今年两会上，最高法的报告中提到这两起“小案”——“医生电梯内劝阻吸烟案”和“朱振彪追赶交通肇事逃逸者案”，体现了最高审判机关对于那些直接影响社会风气、万众关注的个案的重视，两案及时回应了民间的焦虑，纠正了之前司法实践中的某种苗头——“谁惨谁有理”“死了人总得有人赔偿”。本案也将会发挥类似的社会效应，避免让正常见义勇为者畏首畏尾。

　　这次不予起诉“闷死”小偷案，也是司法的出手助力，让见义勇为轻装而行；当然此案还有较复杂的法律因果，不能被误读为见义勇为就没有必要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