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患者治病贵”还是药品暴利作祟

来碗泪流满面

背景：浙江一家医院收治了两名肠癌晚期患者，让她们意外的是，才过了两天，她们的治疗费竟然相差1万多。医生的解释是，她们其中一人较胖，所以收费贵。两位病人使用的药物名为“安维汀”，100毫克的药就要5298元，需要根据病人的体重来计算剂量。胖病人比瘦病人多用了约300毫克的药，所以多花了近1.5万元。

新京报发表罗志华的观点：两天药费相差1万多，暴露的问题在于药品单价过高，给患者带来沉重负担。某些类别的药品价格很高，抗癌药物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抗癌药“格列卫”每盒120粒，售价为2.4万元，病人每天吃4粒，就得花费800元；乳腺癌靶向药“曲妥珠单抗”，2016年国内价格约为每单位24500元，一个疗程下来花费可达几十万元。这些药存在巨大的降价空间，假如通过集中谈判，以纳入医保目录为条件来以量换价，是可以大幅压价的。近期纳入医保目录的36种药品，就是通过这种谈判方式压低了价格，部分药价降幅高达70%以上，其中就包含18种抗癌药。“胖病人收费贵”的现象提醒我们，还有不少药品价格仍然很高，药价集中谈判有待加速。

首先，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高价救命药有机会纳入医保目录。有这个为筹码，由管理部门出面和药企与药商谈判，才能有更大的议价与降价空间。以此，病人家庭的医疗费负担才能得以有效减轻。当然，这需要医疗与社会保障部门谨慎评估各种药品的疗效，筛选出最需要纳入医保的药品，全力平衡医保收支。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暂时无法纳入医保的、疗效确切的救命药，管理部门是不是也可以约谈药企和药商，迫使其减少暴利。在遏制药品暴利的问题上，许多人会想到印度的强制仿制药制度。印度的这个“大招”，或许不尊重药品专利与知识产权，却给了许多穷人以活命的机会。我觉得，即便我们不仿效印度的做法，但管理部门遏制药企与药商暴利的意识却不可少。有这个意识存在，患者就能看到更多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