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凭什么怕被拍？

微言网编辑部

虎啸山林

在社会执法过程中，公检法等执法机关本应成为法律公正的象征、程序正义的守护者。然而，现实中却屡屡出现执法者禁止市民或当事人录音录像，甚至强行收缴手机的现象。这种做法，不仅剥夺了民众对执法过程的监督权，更在无形中赋予了执法者一种近乎不受约束的“便宜权”。一旦监督缺席，权力便容易膨胀；一旦记录被禁止，真相便容易被遮蔽。长此以往，执法者与民众之间的信任被侵蚀，法治的根基也会随之动摇。

更令人警醒的是，这种拒绝录音录像的逻辑，并不只存在于街头执法，甚至可能渗透到庄严的法庭之中。有人曾讲述其在宝安区法院经历的一起借贷案：对方律师超过规定时间很久仍未到庭，当事法官却要求当事人和解，并走到法庭中间，小声对当事人说：“你不同意和解，我们合议庭不支持你。”当事人因为得知被告有黑社会背景，心里明白即便赢了官司也拿不到钱，最后只好同意和解。试问，如果当时允许录音录像，法官还敢如此明目张胆地说出这种话吗？这已经不是正常的调解，而是以“合议庭不支持你”相威胁；这不是在释明诉讼风险，而是在用审判权逼迫当事人妥协。连法庭之上都可能出现这种暗箱式施压，普通执法现场一旦禁止录音录像，又会滋生出多少见不得光的手段？

首先，必须明确指出：公民对执法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并非无理取闹，更不是对执法权威的挑衅，而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利。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录音录像，正是现代社会中最直接、最有效的监督手段之一。执法者在公共场合执行公务，其行为本身具有公共属性，理应接受公众监督。禁止录音录像，实质上就是拒绝监督，就是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执法者更要守法”的基本准则，也背离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法治精神。

其次，禁止录音录像，极易滋生诱供、逼供、恐吓乃至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试想，如果当事人被带入执法场所后，手机被收缴，录音录像设备被禁止，外界无法得知里面发生了什么，那么执法者便拥有了几乎不受制约的“自由裁量空间”。在这种封闭环境中，一些胆大妄为者便可能肆无忌惮地恐吓当事人，甚至通过威胁、欺骗、疲劳审讯等方式逼取口供。事后，当事人若在法庭上声称自己遭受了诱供、逼供或刑讯逼供，往往因缺乏证据而难以自证。于是，一个荒谬的局面出现了：执法者不让录音录像，反而让当事人在法庭上陷入“口说无凭”的绝境。这种情况下，司法公正从何谈起？

有人可能会辩解说，禁止录音录像是为了防止断章取义、恶意剪辑，避免引发社会纠纷。这种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绝不能成为全面禁止录音录像的理由。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允许录音录像，同时明确法律责任。如果有人恶意剪辑、歪曲事实、传播虚假信息，完全可以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换言之，解决“断章取义”的办法，不是把记录工具全部没收，而是让完整记录成为常态，让恶意剪辑者承担法律后果。因噎废食，只会让权力更加傲慢，让监督更加艰难。

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执法者在面对市民录音录像时，表现出极端的敌意，甚至说出“你再录一个我看看”，我当场怒怼执法者：“难道你要吃了咱老百姓”。这种态度，暴露出的不是自信，而是心虚；不是权威，而是特权。真正依法执法、文明执法的人，不会害怕被记录；只有那些习惯于随意执法、粗暴执法的人，才会对镜头充满恐惧。因此，允许录音录像，恰恰是对文明执法者的保护，是对违法执法者的震慑。

如果执法机关坚持不允许当事人带手机等设备进入执法场所，那么就必须提供替代性的完整记录。例如，事后向当事人提供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U盘或光盘。否则，在法庭上，当事人一旦声称受到诱供、逼供、恐吓或刑讯逼供，执法机关将难以自证清白。到那时，十有八九会被质疑证据合法性，甚至导致关键证据被排除。与其事后被动应对，不如事前主动公开。全程记录、全程留痕，既是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也是对执法者自身的保护。

既然社会倡导“随手拍”，鼓励民众参与监督，那么执法者就无权以“特权”姿态拒绝被拍。我们必须打破这种特权思维，让执法在镜头下运行，让权力在阳光下行使。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暗箱操作，才能遏制恐吓逼供，才能让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执法公正，不是靠禁止录音录像来实现的；社会清朗，也不是靠收缴手机来维护的。相反，只有让记录成为常态，让监督成为习惯，才能让法治真正落地，让社会更加清新，让正义不再缺席。

总之，禁止市民录音录像，不是维护秩序，而是掩盖问题；不是保护执法，而是纵容滥权。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剥夺监督权的做法，要求执法机关依法接受录音录像，提供完整记录，严查恶意剪辑，追究违法行为。唯有如此，才能打破特权，约束权力，让执法更公正，让社会更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