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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啸山林
明日又是一年一度的高考时候,恰逢前几天,庾同学在微信上对我说:当时谁也不知道你在哪,怎么联系。我告诉你,我不知道傅云仙怎么说,但我说的就是四十多年前的实际情况。这事你可以问问你们班当年参加了高考的,肯定有人知道情况。因为你没参加高考的事很多人当时都知道,只是时间长了忘记了而已。另外当年傅校长根本不管这些事,他或许根本不知道实际情况。如有问题,责任在张庆莲副校长,要怪你只能怪他和教导主任唐守才、班主任陈德海没有联系上你。又唤起了我的回忆,再次写下此文。
这与当年傅云仙校长的说法完全不一样。傅校长当年说的是:“他们说你不想参加高考,跑到内蒙古去了。”
这与另一位同学告诉我的也完全不一样。那位同学说:当年你到学校找了校长后,班主任陈德海分批与同班录取的学生打招呼——“如果唐小华找你们,你们就说分数统计算法与录取不一样。”
一个说“不想考”,一个说“算法不一样”,现在又说“找不到人”。
三个版本,四十多年,越说越离谱。
这说明什么?说明学校个别领导和老师在错误面前摆迷魂阵,违反师德,在学生面前讲鬼话。
他不知道,或者说他不愿意知道——四十多年前的那个夏天,我家就住在东安一中的背后。近在咫尺。
如果学校真的想通知我,哪怕派个学生跑一趟,也不过十分钟的路程。
可我等了三天。什么也没等到。
这一等,就是四十多年。这一等,也成了我一生无法醒来的噩梦。
1983年,那场高考之于我,不是希望,而是一场炼狱。
彼时,改革开放春雷乍响,用人制度的坚冰初融。对于我们这些从特殊年代走过来的人来说,高考是冲破命运篱笆的唯一绳索。
我的小学同学,一位与我奶奶是姊妹关系的远亲,她家是富农,也是被专政的对象,考上了零陵师范学校,却足以惊动全村。那份荣光,是那个年代一个家庭能企及的最高勋章。
我的家庭,却挣扎在另一重深渊。
父亲因得罪了地痞流氓,我那个贫农家庭,竟被扣上了各种荒诞不经的“反社会”帽子。全家因此遭殃。我的母亲,本是县城首富之家的千金,她的兄弟们皆是高知:我的大舅黄埔军校毕业,二舅广西大学土木系毕业,小舅新中国首批湖师大毕业生。正因为母亲出身书香,她即便身处困厄,也从未放弃对我们兄妹的文化教养。可惜,兄姐们错过了读书的黄金期,而我也因动乱一度辍学在家。
1978年,动乱结束后,是回乡的堂叔——时任县文教局领导——改变了我人生的走向。他问我想不想读书,我说“想”。他一纸信笺,让我成了东安县城第二小学的学生。
那一年,我以命相搏。
原先高考英语专业不考数学,我便想提前毕业。堂叔又一封书信给东安一中校长。校长说我们高一是第一个全日制的,不允许插班。我说,那我直接读高二英语班吧。一测试,校英语科组长笑着说:“你这个成绩,考个零陵师专没问题!”
1982年下期开学后,晴天霹雳——英语班也要考数学。我唯有恶补。说来奇怪,高二的数学、特别是微积分,课本上一看就懂,可一到课堂练习,什么都不会。我唯有拼命。
为了学习,我独自一人搬到晒谷坪的集体仓库里读书。我是最怕鬼的人,周围又有坟头。可那一整年,每晚只睡两三个小时,仓库外风吹草动瑟瑟作响,我都吓得心惊肉跳。
整整一年啊!
噩梦,从“筛选”开始。
当年高考,须先通过筛选才能正式参考。筛选后,我不敢去学校看分数——学校后面就是我的家,近在咫尺,我却死要面子,不敢迈出那一步。
三天过去了,杳无音讯。我彻底绝望,为了逃避世俗的眼光,我对母亲说到内蒙二舅那里高考,表姐夫是包钢中学校长,于是一路到了内蒙包头。
后来,一位同学告诉我真相:高考筛选时,我的总分排全校前十六,英语成绩前十七,而学校最终遴选了23名同学参加高考。我本应在录取名单之内!
那一夜,我与堂兄赶回东安一中,恰好傅云仙校长值班。他立刻叫来副校长张庆莲、教务主任吴某某。傅校长开口便是:“他们说你不想参加高考,跑到内蒙古去了。”
我答:“我不想参加高考?我每晚只睡两三个小时为了什么,你们不通知我,我只能走!”
第二天我到教育局反映情况,他们仿佛一个鼻子出气,互相推诿。后来,另一位同学悄悄告诉我,班主任陈德海曾分批和同学们打招呼:“唐小华来找你们时,你们就说‘算法不一样’。”
我至今想问陈德海老师:我总分排16,英语成绩17,你最终招了23名,到底什么算法不一样?是你陈家的算法?还是你私心作祟的算法?
四十多年了,我从噩梦中一次次惊醒。
我的父母遭诬陷,家庭处于崩溃的边缘。父亲一年四季被批斗,一个原本是富裕人家千金的母亲跟着受尽屈辱。全家无政治前途,无经济出路。
改革开放给了我们希望。我发奋读书,只为洗刷家庭的冤屈,为父母争一口气。我用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的代价,换来了筛选资格,却被生生剥夺了。
谁能忘记?怎能忘记?
直到今天,我无数次在梦中重回高考考场:英语单词一个也想不起来,数学公式全忘了,其他科目什么都没准备……猛然惊醒,大汗淋漓。
这不是一次梦,是无数次梦。
现在,让我们回到开头那位同学的话:“当时谁也不知道你在哪,怎么联系?”
关于“找不到人”——我家就住在东安一中背后。从学校后门走到我家,走路不超过十分钟。一个近在咫尺的学生,学校真的想通知,会找不到吗?更何况,筛选名单是学校定的,通知学生是学校的责任。我留没留地址?学校有没有派人去找?班主任有没有上门问一句?四十多年来,没有任何一个校领导、任何一位老师能拿出“找过我”的证据。不是找不到,是根本没有找。
关于“傅校长不知道,责任在张庆莲副校长”——这个说法站得住脚吗?傅云仙是校长,校长对全校工作负总责。筛选考生这么大的事,校长说“不知道”,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更关键的是,当年我连夜赶回学校,当面向傅校长说明了情况,他亲口跟我说:“他们说你不想参加高考。”这说明傅校长知道我上了线,也知道我被排除在名单之外。他知道,他从那一刻起就知道了。至于背后是张庆莲副校长、还是唐守才教导主任、还是陈德海班主任在作祟,那是学校内部的问题。但对于我来说,学校是一个整体,校长就是学校的代表,校长的说法说明当时校领导都知道此事。当时人们的思想没有这么复杂,当时能这样昧着良心阻碍我参加高考的,首先应该确定是班主任,真是令人汗颜。
关于三个版本的对质——傅校长当年说“他们说你不想考”,班主任陈德海让同学说“算法不一样”,现在又有人说“找不到人”。三个版本,哪个是真的?还是说,全都是为了掩盖同一个真相——我的成绩明明上了线,却被故意排除在名单之外?我不是没有证据。我的总分排第16,英语排第17,学校最终选了23个人。这是硬邦邦的数字,谁也改不了。
关于师德问题——班主任陈德海分批与录取的同学打招呼,统一口径。这是一个人民教师应该做的事吗?在学生面前讲假话,教学生撒谎,为一个错误砌词遮掩——这不仅是个人师德沦丧,更是对教育事业的玷污。一所学校,如果为了掩盖一个错误,如此对待一个学生,如此说谎,那真是这所学校的悲哀,也是教育的悲哀。
今写下此文,不为翻旧账,只为告诫所有的学校和老师:学生是你们的子弟,是你们托举的未来。千万不能为了一点私利、为了掩盖一个错误,而毁掉一个学生的一生。你们手中的权力和机会,对一个身处绝境、渴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家庭来说,可能就是唯一的救命稻草。请你们,务必善待每一个渴望向上的灵魂。
高考,至今仍是我的噩梦。但我写下这些,是希望后来的人,不再做这样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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