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唐炳南老师

李浩然

           

         

                忆唐炳南老师

           李浩然                        2006/05

                                  

    唐炳南老师去了，初听，只感到惊讶，其后，很是感到惋惜！

    他是一个颇有才学、工作责任感较强十分谨慎且很愿意和我接近的人。他的早去，可以说，很与他的性格和他正处的长时间的“极左”思潮有关。

    他是曾与我同乡而又两度同校胡金陵的姐夫，从这个角度讲，他是我的校友的亲戚。他还曾两度与我同事，愿意与我切磋有关语文教学学问，有时还谈些生活趣事，开些无关紧要的玩笑。

    那还是1963年上期，他作为一个全县不多的衡阳师专中文专业毕业生分在大江口完小担任六年级语文教员，由于他有较深的资历和还有点真才实学，我便与他“投机”起来。我常叫他“唐老师”，而他大约是出于对我的谈吐不凡和一小脸胡须，把我叫成“马克思”。当那些只有初中文化或者稍高一点文化的老师在教学或生活中遇到问题难以解决去找他时，他就直率地告诉他：“你还是去找‘马克思’可靠些。”事实上，我那时还是一个代课教师，其后之所以能被学校和上级有关领导早些发现，在中央还没落实“反右改正”政策之前的严峻时刻破例被转了公，与这些和他相交时表现出的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是有些关系的。

    也就在这年五月的一天傍晚，我随他在大河岸上散步，见那广阔的河湾里，有一只不大的渔船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漫游，很有些羡慕那打渔人的自由，就信口和他凑起一首很叫我俩难以忘怀的打油诗来。这诗大约是这样写的——     

                波上乐，波上游，饮酒烹鱼古渡头。

                垂杨下，小汀洲，伸罢懒腰唱小妞。

                天难管，地难收，公社叫我去交鱼，

                欸乃一声喲，下中流。

    小诗吟成以后，他大约有些担心被抓住辫子，就一再向我请求，说无论如何不要说他曾经参与过。后来搞文革了，他果真被首先当成“黑帮”揪了出来，那时我已经调到了茶沅，虽然，我自始至终没向人提到这件事，可他后来告诉我，还是很长一段时间为凑这首诗捏着一把大汗。

    1971年我被破格转了公，分到他就那里教书的狮子铺公社中学，我们又同事了。

    一见面，他就提到8年前我俩谐趣凑成的那首所谓诗作。他说：“我知道你不会跑回来揭发我，但我还是紧张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知道他家出身地主，还曾在大江口完小被打成“黑帮”和“反动权威”，早被斗怕了，所以才这么“心有余悸”，于是，就半开玩笑地说：“我早忘了，亏得你还有这般好记性。”事实上，这诗后面几句，完全是出于我的小口，即便说它“反动”，也不能把罪过记到他的头上去。由此可见，他的谨慎，他的紧张，并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当年那种“红色思潮”吓出来的。

    1974年2月，我所教的高二班毕业了，学校领导要我接手他教的高三班。这事我俩原来都是不知道的，尽管我并没因此而有什么得意表现，他也没在心里埋怨我，但他却因此大大地在意起公社和学校领导对他的不信任来。当天下午的学期工作会议一结束，他就冒着腊月的寒风冷雨，把铺盖全部挑到家里去，准备下期就从家里顺便到他被指定的横塘分校去。我执意挽留，也无济于事。说心里话，这天晚上，我为他的这一在当时还算不上打击的“打击”而没能很好地入睡。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后，他又被调到了校本部，教了一个高中慢班，他的最小的孩子叫唐天映的却由他本人提议要求分到我教的与其同一年级的快班。他这个孩子虽然聪明，可原有的学习功底并不见长，他怕我不接受，在我去他的房里时，就诱导兼胁迫地要他的这个孩子向我说好话，我当场就很尴尬，既不便认领，也不便反对。但为了使他们两父子不再失望，还是经学校同意乐意地接受他的转班请求。

    也许是他多年精神压抑，也许是他突然高兴过度，他的心血系统就在这时明显地出了故障，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起来。我见情况不对劲，就提醒他说：“你心脏可能出了问题，要去大医院检查一下才行。”

    他说：“我也有这种感觉。只是……”

    我知道他心上还有不少老顾虑，既怕因此耽搁学生功课而招致学校领导和上级的批评，又担心自己一下拿不出那么多现钱来，才这么吞吞吐吐。

    那时，我已是学校的语文教研组长了，就向学校党支部提出了我的看法，没想到，学校和县里竟然同意了，并决定公款垫支并委派党员教师周能楠同志一同护往长沙。

    周老师虽没持异议，然他却觉得周是党员，是部队转业的，态度比较严肃，平时也较少接近，就悄悄走到我房里，顾虑重重地对我说：“要是学校派你同我去就好了。”

    我笑着说：“我既不是党员，又正教的快班。你放心去就是了。”

    他见再也没有其他办法，最后还是去了。果然，湘雅附二的结论是：心肌供血严重不足，建议长期休养。

    也正是这个学期末，他的小孩子考上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基本落实，可他还是不敢请假休息，更别说“长期休养”了。

    在我被调到县属三中后的一个圩日，他和他的在双牌当了县府秘书的小儿子从双牌回家，在石期市农贸市场遇见了我，我见他的脸色已经发乌，就很吃惊劝告他：“你必须要住院了！”他仍然笑着说：“我已退休了。没关系。”

     突然有一天，一熟人告诉我：唐炳南老师“去”了，今日里正被送回家去。我在大吃一惊以后，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我俩长时间的交往来。

    他的四个孩子都曾是我的学生，那个大的还曾要我给他保过媒，虽然没能达到目的，总还可以说明我们相互之间是相当了解和信任的。

     如今，他的最小的那个孩子听说已经当上了专管文教卫的副县长，我不知道他是否了解到了他父亲此病的真正起因。

     人，特别是那些自尊心和责任感很强的知识分子，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是很需要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在我想到我与唐老师的交往和他的这个结局时，我想到了这个一般人都很勿视而实际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