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仲 华 随 笔 连 载（71）

李浩然

唐 仲 华 随 笔 连 载（71）08-25

唐仲华，女，湖南东安人，1945年5月生，中共党员，中师文化，小学高级教师，担任过两届县政协委员、县侨联委员和地（市）侨联代表，种过田，当过群师，曾先后32次被评为乡、县、（地）市先进工作者，被誉为“妈妈老师”和“常胜将军”。她自学成才，能歌善舞，生活经验丰富，在互联网上发表报道、小说、诗歌和散文多篇，很受读者欢迎。下面决定断续地转发她的多篇随笔，希望读者欢迎并给予批评指正。  李浩然2011-09-02于长沙

七十一   我们母亲（13）：漫长猪场路

1958年国庆前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很快插遍了960万平方公里的所有土地，“大办”两字也被喊得震天响。

我家所在的大队当时叫做“红旗大队”。所谓红旗，不用说，就是一切都要走在别人前面，一切都要为别人做出表率。因而，“大办养猪场”也就把我母亲也“办”了进去。

母亲说：“这养猪的事我没经验，加上我家里还有三个孩子，虽然读书了还得我照顾，请领导慎重考虑考虑吧。”

场长是大队长的哥哥，不仅能干，而且很有地位，说出的话就能当钱是用。他说：“要我当场长，我的第一人选就是蒋玉兰。她要是不来，我这养猪场再拼了命，也和‘红旗’没缘份。”

母亲是个实在人，觉得大队干部如是信任她，也自感光荣，也就“走马上任”，成了人民公社中“五大员”中的饲养员。

母亲每天的主要任务是煮潲，调潲，还加她自己主动为其他成员想做而又可以做到的零碎事，大约相当西方某些政府的“不管不长”吧。

养猪场办在湾里村，离我家虽然不到一华里，但到井里挑水就有半里多。当年她刚回村时，人们笑她挑水有个“三起”和“三不知”，到得这时，干这活儿也就成了她的家常便饭，不仅来去自如，而且担担园满。

那些年，无论是天晴下雨，也不论是春夏秋冬，每天，母亲总是第一个到场。每天，总要挑一二十担水，煮一二十锅猪潲。来是一大桶，去是一大担，不是烧火，就是调潲，“放下鼓仔就敲锣”，就连吃饭，也勤快得风车似的旋转。

那时，养猪场里共有十几人，多数是开荒种地和搞外务；不多几个搞内勤的，母亲就成了他们的主心骨或者大“顾问”，不一个月，甚至把“有事问场长”自然地变成了“有事问蒋玉兰”。

那时猪场是没有食堂的，一到开饭时，场长就派人用渔盆去一里外的公共大食堂挑来。人多胃口不一样，有的说要吃井水，有的却要喝开水。母亲觉得他们搞外勤总比自己辛苦，又觉得大家对自己那样信任和尊敬，就主动给他们挑，给他们烧。通理人说声谢你了，个别不识好赖的有时还怪话连篇。好在母亲心地宽，总是认认真真地做，和颜约色地做解释。

大约半年以后，人们眼看着猪们越养越多，越长越肥，越长越大，公社和县里来参观的人来了一批又一批，真正的“红旗”挂了一面有一面，而母亲却越来越瘦了。她深怕误了猪场的大事，几经考虑，就向场长要求换人。

场长一听，也就着了急，话不成句地说：“你辞了，我选谁？谁能比得上你这样做事？……你真的要辞了，我这场长也辞掉不干了！”

母亲捺不下情面，只得又被留下。场长很高兴，为这事一口气跑到大队部，对着所有的领导说：“她所做的那份事，一个强劳力的大男人都不愿干，也干不了。你们要给她加吃一等粮。”

当年人民公社社员吃公共食堂每餐吃粮是分了一、二、三、四、五等的（分别是1斤为16两中的5、4、3、2、1两），母亲原吃的是二等粮，能加吃到一等，当然是好事。可她听了却说：“我不是因为加吃了一等粮而高兴，我是怕一旦离开了那些大猪小猪而有些舍不得……”

那年，我正在三中读书。家里，就只有考上了三中而没去的13岁姐和正读村小的10岁弟弟。母亲从天光到半夜都要在猪长“坚守崗位”而不能照顾他俩，因而，一天又一天，姐姐瘦了，弟弟也害起病来。

怎么办？在这自家孩子和猪场猪们都很需要母亲的严峻时刻，一个既不是共青团员更不是共产党员的普通饲养员，她，主动地选择了后者！

“我叫人把你两个晚上的饭也挑到猪场来，你姐弟就到猪长来就餐。半夜时三个一块回。”母亲果断地决定。

深冬的夜晚，多风多雨，有时还风雪交加。没有火把，更没有手电，那条虽然只有一华里多点的小路，常常是母亲带着姐弟摸着黑走回家里的地方。跌倒了，爬起来；淋湿了，回家烤。一天一华里，一个月就三四十里，三年五载，十年八载，不是“漫长”也“漫长”！

特别是1960年春上的“苦日子”，一个大人每天的口粮还不如一头猪一天的多，许多老弱病者，都先后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有的人就打起了猪食的主意。母亲是煮猪潲、调猪潲的主要成员，若要在其间做点手脚，不但顺理成章，领导也难发现。可母亲却不这样，照旧公私分明。

一天晚上，姐带着弟弟照样去到了猪场，见母亲正给刚下出不久的小猪崽喂稀粥，见弟弟饿的慌，很想让母亲开句口，顺便舀点粥水让弟弟吃。可母亲像没看见一样，只管喂了这头喂那头，就是还你不开口。

姐见了不忍心，就支起弟弟喊饿了。弟弟心里虽然知道母亲不答应，但因为肚子饿的生痛，也就喊起来，说：“妈，我饿的慌……”

母亲听了，抬起那多皱的额头，只觉自己的儿子实在太可怜，也希望自己心爱的孩子能够吃得饱一点。可是，她还是否定了！

母亲说：“崽啊！这是公家的粮食，我不能因为你而坏了制度。从明天起，我就从我的一等粮中抽出一两米加给你。”

母亲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有人说母亲是“死脑筋”，把猪崽看得比自己儿子还重要。

这事后来被传了出去，成了公社书记和社长宣讲红旗大队红旗养猪场的最佳话题。而且，从那以后，尽管我家父亲和几个叔父都在台湾“公干”，母亲还是年年被评为“五好社员”，挂的奖状一张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