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地过年的农民工：单身母亲留守工地挣钱，有人8年没回家

微言网编辑部

摘要：杨银生此刻本应站在母亲的病床前，张勇原计划当面劝儿子考公务员，王玉生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小尾巴”。然而，他们都被疫情留在陌生的城市里。1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倡导就地过年，非必要不出行。北京东六环外负责城市副中心二期建设的建工集团工地，包括杨银生在内的102名工人决定留在工地过年。

文|魏荣欢 视频剪辑｜张歆玥 编辑|王珊

杨银生 48岁 和母亲分别2920天

杨银生早就习惯在工地过年，过去十几年，几乎都是如此。但今年，他想回去看看母亲了。

2005年，父亲车祸去世，母亲改嫁到西安，妻子也带着儿子离开。自那起，杨银生便很少回家，每隔三五年，才回四川老家住个一两天，“一回到那个地方就想起不高兴的事情，心是压的”。

母亲组成了新的家庭，杨银生再没去找过她，“怕人家讨厌”。唯一的儿子不认他，除非要钱的时候。前年刚娶的媳妇人倒是不错，带来的两个孩子也尊敬他，但他还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不如留在工地上“下灰”（浇灌混凝土），“灰”来了搅拌，拌好了填进钢筋工扎好的格子里，抹平，盖上保温布，再用抹泥刀把方坑边缘砌成拱形。总有人告诉你该干什么、去什么位置。

这种疏离感，他从小就有。不满一岁的时候，右脚脚趾意外被火烧没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必须用布包起来，穿鞋才不会松。亲戚和邻居叫他“断脚脚”，当成小名。

20多岁在深圳打工，他遇上匪徒抢劫，右手腕被砍伤，手指变形，很难再找到工作。现在这份工地上的活，还是老乡介绍的。钢筋工和木工都需要爬上爬下，他只能干工钱最少、活最累的瓦工。一旦开始“下灰”，就不能停，两天两夜是常有的。

不过他只有那个时候才感到不孤独，“人多的时候才能找到一点开心，又能挣到钱。”之前过年，他照样留在工地干活，除此之外，也无处可去。

前年，母亲突然中风瘫痪，去年更是下不了床。每次和他打电话总说，“你回来看看我吧”。

他还记得，小时候，自己喜欢待在母亲身边。放学后，母亲在菜地干活，他就坐在田埂上安静地看。母亲改嫁到西安后，杨银生只见过她两回。第一次是亲戚的婚礼，第二次是母亲子宫癌手术。

他总觉得自己像是外人，心里别扭，还是没回去。

去年八月，媳妇的母亲去世了。杨银生突然怕了，父亲出事时，他在深圳打工，没来得及见上最后一面，难道还要经历一次遗憾吗？他终于决定，过年去看母亲，可偏偏又遇上疫情。

他不敢冒险，万一隔离，1个多月都不能出工。

大年三十大清早，杨银生拨通电话，告诉母亲，回不去了，过了春节再去她那里。

最近，杨银生总想起小时候过年，全家五口人一起回老家的情景。大段的山路，杨银生走得脚痛，母亲和父亲轮流背他，走了3个小时。吃年夜饭的时候，爷爷喊他在厨房帮忙烧火加柴，偷偷塞给他一碗饭。他用筷子一插，发现下面小半碗都是腊肉。

张勇 50岁 和儿子分别358天

这是一家三口最久的一次别离。早上8点，张勇红着眼睛，拨通了媳妇的电话，让她和儿子去镇上割点羊肉吃。媳妇却说，“你不回来，再好的东西都吃得不开心。”

2009年之前，张勇还在老家贵州的一个山村里种菜，每周用担子挑到镇上卖个四五十块钱，够全家一个星期的生活费。每餐非常简单，米饭配白菜或者萝卜，但那是张勇最怀念的日子，“钱有没有都无所谓，一家人开心就好了。”

眼看儿子要上大学，年近40的张勇和媳妇放下握了半辈子的锄头，出去打工。一个到了贵阳做保洁，一个到了北京做瓦工。一家人也从天天见面变成了一年一见。

即使如此，张勇没有错过一次团聚。

第一年到北京打工，他花了几十块钱买了一袋北京烤鸭回去。去年春节回家，他收到了儿子在饭店打小时工挣钱买的棉衣，土棕色，号有点小，拉锁合不上，胳膊也紧绷绷的，但他还是很高兴，在外面套一件工服，每天穿着。

重要的日子，张勇从不缺席。儿子高考，他提前一个月跟老板请假。那三天下着大雨，他撑着伞把儿子送到考场门口，鞋和身上还是被淋得透湿。儿子考上了，深夜打来电话，他先是激动，又是发愁，学费“也要给他琢磨了”。

张勇和媳妇没怎么读过书，很喜欢听儿子聊大学生活。过年时，父子俩在家里，经常聊上一两个钟头。张勇希望儿子将来能有一份体制内的工作，还嘱咐找女朋友要踏踏实实，别三心二意。父子间有时候也会争执，但吵完之后就忘了。平时虽然每周要打3、4次电话，但都很简短。这些心里话只有等到过年见了面，才在一餐饭、一根烟间慢慢淌出来。

到了初八，年过完了，一家人又散了。

儿子申请的国家助学贷款，直到毕业，也没能还清。张勇觉得“没面子”，只能更加卖命工作。

为了省钱，他不吃早饭，看到工友吃早餐，干脆走远一点。只有7块钱的“黄果树”是不能省的，一天一包。每天晚上从工地出来，马路对面就是生活区。十几分钟的路，是张勇和工友最放松的时候。他们点上一根烟，边走边抽，偶尔交谈两句也全是活计：“明天要下几方灰”、“这么干能早点做完”。

刚修好的马路宽阔平坦，沥青还保持着干净的灰黑色。路两旁挑上了过节用的红灯笼，是吊车、钢筋林立的工业区唯一一丝烟火气。也只有在这时，张勇才觉得有机会跟这个城市接触那么几分钟。

张勇的心愿是儿子能考上公务员，哪怕工资低，也是“铁饭碗”。儿子去年9月大学毕业回到老家，找了一份销售运营的工作。他本打算这次回去跟儿子聊聊，鼓励他考公务员。

1月底，工地鼓励就地过年，他作为瓦工管理人员要带头留下来。他用新闻上学来的话鼓励工友：“我们同甘共苦，共同打出一片天地来。”然而，听说有老乡买了回家的机票，张勇叹了一口气，背着人，哭了。

提到回家，张勇哭了

王玉生 43岁 和女儿分别161天

临近春节那几天，女儿莹莹在微信上几乎天天问，“什么时候回来？”“放假还没说时间吗？”王玉生一直搪塞，说还没确定。拖到腊月二十九，她才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说辞：活儿没干完，公司不放假。

王玉生性格干脆，但在回答女儿的问题上，总是一拖再拖。莹莹5岁上幼儿园时，问她：“别人都有爸爸，为什么我没有？”她给了一个模糊的答案：爸爸去了很远的地方。后来上了初中，莹莹问她为什么和继父总是吵架，她又搪塞说，这是大人的事，我不会让你受委屈就行了。

王玉生试图给莹莹一个无忧无虑的成长环境，但莹莹不买账，觉得母亲什么事都瞒着她，永远把她看成孩子。她干脆选择了孩子的方式来对抗——不接母亲的电话，不去学校上课，成绩从600多分下滑到300多。老师打来电话跟王玉生说，你家孩子没希望了。

王玉生这才告诉莹莹，她和莹莹的爸爸曾非常恩爱，但莹莹不到一岁，他得了癌症，一年多后就去世了。在莹莹姥姥姥爷的安排下，她嫁给了同村大11岁的第二任丈夫，但他欠了一堆赌债。莹莹初二的时候，她逃离了他，搬回娘家。

那时，她把这些都藏在女儿看不见的地方，女儿不理解，还抱怨她没有能力，“别人家爸爸、妈妈、房子、车子什么都有，我们家啥都没有”。

跟女儿和盘托出后，王玉生道歉了。她意识到，女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长成大人了。

高考前最后一个月，女儿的成绩终于有了起色，最终考上山东一所大学。工地上的工作不稳定，有活儿的时候才有收入，王玉生给女儿办了助学贷款，一年8千。

大学开学前，王玉生把女儿接来北京跟自己住了十天。下了班，母女俩从郊区坐车两个小时到天安门，绕着城楼兜一大圈，在美食街吃小吃，再把衣服店挨个看一遍。

从小，她就很少陪在女儿身边，总在外面打工。女儿辗转在娘家、大姐、二姐甚至闺蜜家，早已习惯了独立。只是一到过年见到她，就像小孩似的，坐沙发要挤着贴在一起，做饭在旁边盯着，跟着母亲割猪草、下菜地。王玉生也发现女儿有了一些变化，学会了化妆、爱穿短裙。她有点担心，跟女儿说，不要化妆，还是牛仔裤穿着好看。

其实，就算没有就地过年的政策，王玉生也不打算回家过年了。疫情影响开工迟，少挣了几个月钱。留在工地上干活，每天能有一些补助。这样，她还能在开学前接女儿来北京玩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