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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北省石家庄市大安六村因一纸村规民约引来了很多人的关注。民约中对红白事分别给出了具体的操办标准，其中一条标明“彩礼超两万元按贩卖妇女或诈骗罪论处”，这份村规民约迅速被人们传到了网上，引起热议。有人点赞支持，但也有人提出质疑，这样的规定是否真的能刹住高彩礼的风气？ 高彩礼猛于虎，且彼此攀比大有推波助澜之势。一度以来，网上盛传的“彩礼地图绘”，已然成为地方经济实力的比拼，亦触动了社会情绪的日益焦虑化。此前，诸如“河南省豫北平原的一对新婚夫妻，在新婚之夜，为了11万的彩礼发生激烈争执后，新郎盛怒之下将新娘砸死”“安徽霍邱县的准新郎，在婚礼前疑因为彩礼的问题造成了巨大心理压力，跳楼身亡”等个案，更是放大了这一社会乱象的严重性，狠刹高彩礼之风而进行移风易俗，已成为关乎社会和谐稳定和个体幸福的迫切要求。 针对天价彩礼乱象，各地先后采取了不同的措施，相对一致的做法是划定彩礼标准，并辅以“必要的刚性手段”，比如河南兰考县就在2016年12月31日联合下发了《兰考县关于红白事大操大办问题专项整治实施方案》，明确规定县城规划区内不超过3万元，农村不超过2万元，索要彩礼过多拒不退还涉嫌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贵州遵义凤冈县曾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复婚不准操办酒席；双方均为再婚的不准操办酒席”。除此之外，则是“姑娘招婿上门需经村委会集体讨论决定”等村规民约的粉墨登场，说了一些狠话、办了一些蛮事，但最终并未达到应有的效果，反倒适得其反引发了社会的强烈不满。 天价彩礼再高，说到底也是你情我愿的家务事，很难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制定一个具体的标准。经济条件好的，对方家长有意愿也有能力给付，此时何以进行性质的界定；对方没有能力支付而最终导致婚姻的破灭，皆只违背了道德的“合理性”，而没有违法的“要件化”，更谈不上“贩卖妇女或诈骗罪”的刑罚层次。可见，划定一个“超过2万按贩卖妇女论处”的标准，不仅不受法律保障，其也是基层法律意识淡薄的体现。 “超过2万按贩卖妇女论处”此类狠话的初衷固然可以理解，但其行为方式却不值得提倡。一方面，此类说法过于粗暴与野蛮，与法治精神相违背，村规民约作为群众自治的一种有效方式，不得违反现有的法律原则，其行为本身应当遵循法律，否则就会失去执行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不受法律支撑和保护的村规民约，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废话”。与其把精力与心思花在“狠话吓唬上”，不如真正用心做好基础工作，比如分析天价彩礼形成的原因，从做好扶贫救助、完善的养老机制和社保体系、思想教育和观念转变等工作。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天价彩礼盛行的根本原因，还是经济落后所引发的生存焦虑，尤其在贫困地方缺乏足够的养老保障，高价彩礼便成了增强自我保障能力的渠道替代，索要高价彩礼的愿望就异常强烈。对此，单纯的“标准划定”或者采取粗暴的干预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倒会因为其行为的违法和程序的失当而引发矛盾。在移风易俗上，政府固然要发挥“外力干预”的矫正器功能，但恪守边界并注重行为的合法性，才能避免由不作为转变成乱作为。（堂吉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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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7 09:5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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