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来的中国性史

天下微言

    80年代是一个转折点，在后30年，性氛围从严峻转为宽松，报纸上出现了涉性议题的中性报道和理论探讨，例如弗洛伊德的理论，甚至出现关于禁欲主义的讨论。中国人不再谈性色变，但是从对性文化、性文学和涉性话语的泛滥的抱怨，还是可以看出，人们在性的问题上仍有很多焦虑。

性，作为一个史前时代，甚至是猿猴时代的话题，始终伴随人类前行。如果把“性”放在历史学的话语中来探讨，这个话题一定囊括了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又可以跨越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观念史。中国性话语的历史必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应有之义”，因此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说与几乎所有的历史研究维度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通过对60年间《人民日报》的文本分析，可以大致看清涉性话语在我国所经历的轨迹。

这60年的基本性氛围是禁欲反性的，性在中国所处的地位是被当作旧时代的污泥浊水，在所有涉性的领域，一度有相当彻底的扫荡。这个扫荡从5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并在其间达到了巅峰。性政治的基调是禁欲的。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反性禁欲完全没有宗教色彩，而是出于革命的意识形态和传统中国的世俗文化。80年代是一个转折点，在后30年，性氛围从严峻转为宽松，报纸上出现了涉性议题的中性报道和理论探讨，例如弗洛伊德的理论，甚至出现关于禁欲主义的讨论。中国人不再谈性色变，但是从对性文化、性文学和涉性话语的泛滥的抱怨，还是可以看出，人们在性的问题上仍有很多焦虑。好在由于性学研究的勃兴，社会对性的看法越来越正面，几乎达到可以不过于纠结的地步。总的看来，性氛围的走向是正确的：对人类这一基本活动方式的肯定和接纳。

60年间，在文学艺术中涉性描写和表达的规范上，社会也经历了一个从严到宽的变化过程：从既不可以写爱也不可以写性，到只可以写爱不可以写性，最终发展到既可以写爱也可以写性。但是对于文学艺术中的涉性描写规范，还是充满争议的，主流价值观认为，只可以人性地描写，不可以兽性地描写；或者说，只可以写性的人性的一面，不可以写性的兽性的一面。这也是被允许的涉性描写与淫秽品的主要区别之所在。事实上，在人类的性活动中，既有人性的一面，也有兽性的一面，或者说既有心理的一面，也有生理的一面。硬要将二者分开，在中间划清界限，为心理的一面贴上高尚的标签，为生理的一面贴上低级下流的标签，不但毫无道理，而且无法实施。

在对淫秽色情品的管理方面，60年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在前30年，淫秽品几乎被扫荡一空；但是在后30年，淫秽品呈泛滥之势，控制与反控制经历了长达30年的拉锯战，最终还是一个失控的局面。扫黄30年的结果在令人感到无奈的同时，引发了改变管理思路的思考。其中最具争议的问题是成年人的淫秽品消费需求与现行法律的矛盾；公民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与淫秽品法的矛盾；成年人与青少年不同需求之间的矛盾。引进其他国家的淫秽品管理办法，即成年人与青少年分级管理机制，已经迫在眉睫，而且将是唯一可行的合理的管理方法。

对卖淫的管理基本上是60年一以贯之的思路，就是彻底取缔。但是，在前30年，这个思路是成功的；在后30年却是不成功的，目前状况是基本失控。原因主要是市场经济的引进和贫富分化的形成。在社会环境已经改变之后，留恋于对50年代“中国奇迹”的回忆和陈旧的管理思路，并不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借鉴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引进一些新的观念（例如“性工作者”的概念），用积极务实的思路去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是负责任的态度。由于100%安全套工程的挑战，旧的管理思路显得不能自圆其说，逻辑混乱，令人无所适从。打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探索务实的方法解决卖淫管理，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卖淫管理问题，而是一个防止艾滋病蔓延的关系到国民健康的大问题。

对性病的管理60年经历了一个U形轨迹：从50年代开始控制性病，到60年代中期基本在中国消灭性病，到80年代性病重新流行，一直到艾滋病的迅速传播，中国的性病控制思路也经历了相应的改变。从对性病的道德评判和敌视态度，渐渐转变为务实的就病论病态度，并进一步转变为对性病和性病病人的反歧视态度。中国人终于理顺了对性病的心态：一种疾病就是一种疾病，不应当为它贴上道德的标签。用关爱的态度而不是歧视的态度对待患病的人，不但能够拯救病人，而且也是拯救健康人和拯救社会的唯一正确态度。因为歧视会导致病人转入地下状态，只会加速性病向一般人群的传播；只有关爱的态度才能使病人积极检测、治疗，最终达到防止性病传播的目标。

对婚外性活动的管理包括50年代的反对重婚纳妾和80年代的反对婚外恋、包二奶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情境不太一样，人们的关注点也不同。在50年代，由于重点是反对包办婚姻和旧式的重婚纳妾，所以主流价值观对于自由恋爱和婚外性活动有一种辩护的态度，至少认为它是事出有因；在80年代，婚外恋、包二奶已经没有了堂皇的理由，只是旧习俗的沉滓泛起，再加上这些现象与官员腐败如影随形，所以人们对它的厌恶大大多于同情。尽管如此，在应当用法律制裁还是道德约束的办法来解决婚外恋问题上，还是引起了激烈的论争。主流意见认为只有重婚的问题应当由刑法来解决；而对于婚外恋和包二奶问题则只能用道德约束。在这场争论中，理性务实的意见战胜了非理性的激进意见。

在对婚前性活动的管理上遇到的最大问题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婚前守贞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婚前性行为规范相应改变；婚前性行为比例成倍增长；婚前同居、婚前怀孕和婚前流产大量增加。青春期性教育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由于性教育阻力很大，推进非常艰难。在开展什么样的性教育问题上同样存在两种力量的激烈论争，一种主张是做婚前守贞教育；另一种主张是做全面的综合性教育，要把性的知识像其他科学知识一样传授给青少年，同时要让他们对性有正确健康的科学观念，而不是反性、禁欲、守贞一类错误的观念。尽管这一论争还在持续，健康的科学性教育已经在全国各地蓬勃地开展起来。

在对同性恋的管理方面，60年经历了从基本上全是负面否定态度到中性客观态度的转变。无论是在政治方面、文化艺术方面还是社会方面，歧视的态度转变为尊重同性恋人权的态度；道德谴责的氛围转变为尊重少数族群的氛围。艾滋病出现之后，同性恋群体的社会能见度大大增加，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同性恋议题“被艾滋病绑架”的问题。中国同性恋权利的真正实现还要经过漫长的艰辛过程。但是，人们大都认识到，无论是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还是性倾向歧视，都是不合潮流的、错误的，而和谐社会的前提正是有差异人群的和谐相处。我们可以期待，在社会和谐成为主流价值观之后，同性恋者的人格将受到人们的尊重，同性恋者的各项权利将得到全面实现。

60年来，虽然走了不少弯路，犯了不少错误，中国的性话语和人们的性实践已经走向了正确方向，沿着这个进步的方向，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更加文明、更加理性的性秩序在未来的中国逐渐形成。

文/中国新闻周刊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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