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我为什么要写评论，因为无力所以执着

湘东书生

熊佩云先生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作者，他的时评文章很有深度，不泛于表面，具有相当深厚的思想性，文章的可读性很高，这里转载一篇他写的关于时评的文章，供大家欣赏。


熊佩云：新闻工作者。《南风窗》驻欧洲记者（主笔）。《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专栏作家及社论作者。其文字，自由、明辨、宽容、温暖，近年来在《南风窗》、《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南方周末》、《亚洲周刊》、《信报月刊》、《凤凰周刊》、《散文》等海内外知名华文媒体发表评论、随笔千余篇。2005年和2007年，以其理性且有情怀的思想、温和而向上的力量两次入选世纪中国网友“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致力于建设一个人道的、人本的、宽容的、进步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思想的中国与世界。

　　二十年前，在我准备离开乡村，提着笔杆子进城，实话实说，我当时的想法是要写小说的。那个年代，诗歌未死，乌托邦还在，小说依旧光鲜诱人。只是时光流转，阴差阳错，多年来我小说未着半字，评论倒是写了一千篇。更有意思的是，就在近几年，不少写诗歌或写小说的人也开始改行，该出手时就出手，做起了评论员来。
　　
　　这一切转变，恐怕是中国这光怪陆离的现实，让那些以想象为业的人对自己的想象力绝望了吧！人们时常感慨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化无穷，给了这个世界无以数计的神奇景观。事实上，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也是如此传奇，它的创造力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力。试想，在平常寂静的午后，当你翻开书页，怎会在某篇小说中读到“躲猫猫”、“被自杀”、“牵尸谈价”与“临时性强奸”这样诡异的章节，诗意的修饰？
　　
　　和现实相比，诗人与小说家不但输掉了想象力，而且输掉了修辞的能力。难怪有人说，转型期的中国不需要小说了，诗歌也一样——现在需要的是评论。
　　
　　那半个世纪的风流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刚参加报社的工作没多久，便想着开专栏写评论。而我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领导之领导下达的小要求：“评论可以写啊，但不能有观点。”好在事在人为，这“第22条军规”并没有完全阻碍我的成长。而且，伴随着互联网言论的兴起，很快各大纸媒都开始意识到了过去单一的新闻纸已经失去了核心竞争力，它还需要观点，需要评论纸，需要观点新闻。拜互联网之所赐，及至今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许多报纸都开辟了一到两块甚至更多的评论专版，而且一些电台、电视台也在紧锣密鼓地在中国各地寻找评论员。
　　
　　人人有话要说，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悄悄来临，然而它又是那样似曾相识，上接了五十年久远尘封的记忆，势必要昔日重来。
　　
　　打开历史，游目骋怀，倾听两个时代的心跳。而曾经逝去的那个时代，当年的才子佳人们是何等意气风发！借着一次次无意有缘的相遇，我陆续了解到了杜亚泉、胡适、董时进、储安平等睿智而坚定的思想者与评论家。无论是《东方杂志》、《独立评论》与《观察》上的评论文章，还是董时进做的农村问题研究，都让我无比震惊，相见恨晚。谓之“震惊”，是因为今日中国人扭扭捏捏讨论的许多问题，杜亚泉、胡适那代人在上个世纪初已经讨论过了，甚至包括“孩子是不是需要读经”这样的小问题。而且，由于种种原因，那代人得出的一些结论，比现在还要深刻。关于这一点，2008年夏天，在我终于通读岳麓书社10卷本的《独立评论》时更是感念犹深。
　　
　　回想那半个世纪的风流，有多少感慨！2001年，我曾经在《错过胡适一百年》一文中重述胡适的思想，阅尽历史的玩笑与鬼打墙；同样，当我用一本书的篇幅来谈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时，发现杜亚泉——这位比我恰好早生整整一百年的思想巨子，只用一篇4000余字的政论便将我要说的道理全讲完了。这样的时候，你是欣慰多一些，还是绝望多一些？
　　
　　记得几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与章诒和女士聚餐。当朋友向她介绍我在南开，同时给北京报纸当主笔写社论、开专栏而且还是江西人时，章诒和女士立即从桌子对面站起来和我握手，“你就是罗隆基啊！”当然，这只是些玩笑话。我更知道，无论我是否有所作为，罗隆基和他的那个时代早过去了。而且，你也大可不必为那个时代未竞的事业惋惜。那代人没做完的事，由你现在来做，既是责任，同时也是机遇。
　　
　　维克多雨果在很小的时候，十分崇拜夏多布里昂。他曾经用他的一生发誓，“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无所成。”若干年后，雨果的成就只在夏多布里昂之上。我也有许多引以为荣的榜样，从雨果、罗兰到胡适，从波普尔、茨威格到弗里德曼，然而这些年来，尤其是在我三十岁以后，我最想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是：“要么成为熊培云，要么一无所成。”
　　
　　没有谁的人生可以复制，你只能更执着做最好的自己。时代也一样，没有谁可以回到过去的时代，就好像虽然同样处于穿越历史三峡的转型时期，但中国之今日也不会等同于法兰西的十九世纪。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一点点努力，让我们所处的时代——这时间上的家园，成为最好的时代。
　　
　　斯蒂芬茨威格曾在《人类群星闪耀时》里写道：“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反观之，我同样认为，一个人，在他的有生之年，最大的不幸不在于遭受了多少困苦与挫折，而在于他虽然终日忙碌，却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最喜欢什么。关于这一点，我当是得到了命运之神的眷顾，在我年少之时，就知道自己会将一生献给文字。而评论，只是其中一艘载动我文字心灵的夜航船。
　　
　　从鲁迅到胡适
　　
　　李慎之先生曾经说过：“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对此我是非常认同的。以我的理解，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是流血的世纪；而21世纪是一个改良的世纪，是流汗的世纪。显然，该判断同样影响到我的写作态度。我从来不想将自己的文字变成一种革命性的文字，也不奢望哪篇文章对改良社会有个立竿见影、马到功成的效果。
　　
　　在我看来，写评论首先是一种思考与表达方式，久而久之甚至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状态。一个真正热爱写作的人，未必会去信仰什么宗教，但他会将自己每天的写作当作一种关乎良心的祷告。而且，既然你不希望你能在一天之内过尽你的有生之年，又何必奢求一言兴邦，改天换地？不要试图去带领别人，每个人首先要学会带领好自己。那些能带领千军万马的人，自己的人生可能过得一败涂地。写评论也罢，不写也罢，重要的是你对周遭的事物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有人说，鲁迅是杂文，胡适是评论；鲁迅是酒，胡适是水。酒让人看到真性情，也看到颠狂，唯有水，才是日常所需，是真生活。显然，在平常的写作中，不管实际上做得如何，在心底里我是偏向胡适的。所以，如果有人说，“培云，你的文章让我想起了鲁迅。”这样的时候，也许他是在开玩笑，也许是在赞扬我，但是说实话我会因此非常不安，如芒刺在背。我会想到鲁迅的“一个也不宽恕”，由此反思自己活得是不是不够宽厚，写作是不是过于凌厉。
　　
　　告别杂文，走向评论。我喜欢胡适的那份安宁豁朗、乐观宽容以及“我从山中来，带来兰花草”的烂漫与纯朴。无论在什么样的困境之中，人生都是要保持一些风度的。在苦难与阳光之间，我更愿意看到阳光的一面、积极的一面，看到万物生长，而不是苦难与凋零。我希望自己目光明亮，明辨是非，但也知道每个人，由着一个渐次开放的环境，都在向着好的方向走。我不憎恨，我的心中没有敌人。
　　
　　左手诗歌，右手论文
　　
　　十多年来，我写了无数评论，偶尔也会听到一些朋友问，为什么写这些零星的文字，而不去写更大的东西？对于这些朋友的好意，我通常会报之一笑。我知道有些勤奋的朋友，一天会写出很多评论来。但是，即使是这样，你也不要苛责他是在“粗制滥造”，你只当他是在做一些思维训练。
　　
　　因为一些编辑朋友的长期约稿，我渐渐养成了写评论的习惯。再后来，我发现写专栏是我的一种散步方式。只要时间允许，写一点又有何不可？为什么不接受做一些细碎的事情？从这方面说，我是很能理解梁文道兄所说的“写专栏比写一本大书重要”的意思的。胡适当年，不还在自己的刊物上撰写如何刷牙的文章么？散步是日常的，远足却需要机缘与更精心的准备。
　　
　　当然，人贵有自知与自省。当我意识到这份差事占用了我的大部分时间，让我的生活在自我重复中慢慢失去了趣味时，我立即学会了克制。凡让你成瘾的东西，都不是乐趣。我有自己的方向感，不会去做隔行的评论，或发评论瘾。但得机缘，我自然也会停下来，做一些朋友们所谓的更伟大的事情。而在即将过去的这一年，我在《南方都市报》上写了十几万字的“乡村纪事”，也是因了一种机缘。
　　
　　其实，无论是杂文还是评论，诗歌还是小说，抑或其他，每个写作者都在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评论只是其中一种。而且，对于我个人而言，寻找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甚至是件比扩大自己的言论自由更严肃的事情。
　　
　　我对母校南开有一种深厚的情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与西南联大的渊源。鹿桥在《未央歌》里将他在西联赤脚上学的时代描绘成“诗歌加论文”的时代。事实上，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一种“诗歌加论文”式的表达，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有心灵又有理性的文章。应该说，有些评论是让我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诗歌加论文”的感受的。
　　
　　我们写作首先是为了生活，为了不辜负这一生的光阴，而非为了传世。但是，只要你细心就会发现，人类历史上那些真正流传下来的人文与理论经典——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帕斯卡的《思想录》，从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到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从老子的《道德经》到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没有哪篇不是既有理性又有心灵的文字。我敢断定，将来的经典绝非刊印在现今中国各大中文核心期刊上的可以归于“密码学”范畴的所谓学术论文。
　　
　　我们无力，所以执着
　　
　　生于“八零后”的大学生们，时常向我感慨他们的不幸：“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我们还没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却找不到工作；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的；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却买不起房子……”真的，这不是抱怨，而是现实。
　　
　　相较而言，像我这样生于七十年代的一代人，从整体来说却是非常幸运的。这代人稍稍懂事时正好赶上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凡努力，多有报偿。虽然其间不乏时代的波折，但中国走向开放与多元的大脉络、大趋势已经无人可以改变。
　　
　　但是，在这个社会，生活于这样一个时代，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中的一员，我们又无法说谁更幸运，谁更不幸。因为我们最需要面对的，也恰恰是我们共同需要解决的问题。从孙志刚案到“躲猫猫”，从“短信狱”到“跨省追捕”，从“周老虎”到“临时性强奸”，没有谁可以对此视而不见。
　　
　　在此意义上，写作也是对时代尽责的一种方式。只是，真正让一个时评家感到疲惫的，不是频繁的约稿，而是不断的自我重复。我知道很多写时评的朋友都有这样懊恼的体会。所以，当大家聚在一起时，免不了会异口同声地谈到“无力感”这个词——对于你曾经评论或者批评过的事情，一月、两月……一年、两年过去之后，还在发生，依然故我，你会不会觉得沮丧？书生论政，你的批评还有什么意义？类似这样的话我听到很多。
　　
　　然而，我却并不这样认为。一方面，如前所述，你大可不必将自己视为药到病除的神医，改造社会与政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超乎寻常的耐心。倘使这个世界会因为一两篇文章便改天换地，它岂不早就成了人间天堂？与此同时，也要相信“功不唐捐”的道理。恶是摧枯拉朽的，善却是以蜗牛的速度前进。
　　
　　事实上，这些年来，从网上海量的细碎留言到遍地开花的专栏文章，时事评论对社会进步的推动还是居功至伟的。草色遥看近却无，当我们隔着五年、十年回头望，就不难发现，因为近年来评论的中兴，中国的公共空间已经获得了可喜的成长。从网民最初对孙志刚案的激情参与到现在近乎日常的“网络弹劾”，在某种意义上说，评论的兴起与日常化也是社会力量获得成长的标志性事件。
　　
　　而这一切，都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在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你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你不要去掂量你此前堆积的那根稻草不是最后一根稻草就说它份量过轻，或者没有重量。当然，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每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这种“无力感”也是无比真实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无力感”，才更需要执着。许多人，之所以平静而坚定，活得从容，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上世纪做不完的事情，可以这个世纪来做；那些一天永远做不完的事，可以用一生来做。

湘东书生

水滴石穿，就是无力执着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