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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普通百姓还是资深律师，苦于“同案不同判”久矣。这种现象不仅侵蚀司法公信力，更从根本上动摇法治社会的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社会新秩序正在重建。然而，个别法官恣意裁判、审判监督机制空转，仍在持续制造冤假错案，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信仰。
一、同案不同判的典型表现：自由裁量权沦为任性裁判
案例一：违反公序良俗案件的裁判乱象
以违反公序良俗案件为例，裁判尺度之混乱令人瞠目。早期司法实践中，对于双方均违背社会公德的借贷、赠与等纠纷，法院普遍依据《民法典》第153条认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双方利益均不予保护，违法所得依法予以收缴。但近年来，部分法官要么以“不便干预”为由，对双方诉求均不予支持，任其自行消化；要么为避免上诉改判，依然机械支持原告，既不作法庭调查，也不审查诉讼时效，更不追问原告是否同样存在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
法律后果：若支持原告，实质上是对其违背公序良俗行为的变相肯定，向社会释放出“违法行为照样受司法保护”的错误信号。正如海南高院原某副院长曾言：“只要你有3%的道理，我就给你打回来。”这种主观化裁判逻辑，导致“我认为有理就有理，我不认为有理，有理也没理”——法官沦为法律的独裁者，而非公正的守护人。
案例二：诉讼时效已过仍判败诉的典型冤案
深圳宝安法院一起违反公序良俗案件，充分暴露审判监督缺位的严重后果。原告主张的债权发生于2018年，2019年6月虽有主张，但至2022年三年诉讼时效已届满（《民法典》第188条）。原告为规避时效障碍，提交一份录音光盘，声称录制于2022年。被告当庭提出：光盘属性信息显示为2024年4月录制，明显系事后伪造；要求对录音进行司法鉴定，并申请调取双方微信记录以核实时效中断事实。然而，一审法官对此视而不见，径直判令被告败诉。
被告上诉至深圳中院后，多次书面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要求原告提供原始录音载体，并提交5份同类案件的生效判决——这些案件中，法院均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原告诉请。被告同时指出：光盘打印日期为2024年，事件发生于2018年，即便按原告所述最晚时间计算，至2022年时效也已届满，原告未能举证证明任何时效中断事由。然而二审判决书中仅以“未超过诉讼时效”一笔带过，既不回应鉴定申请，也不说明理由，再次维持原判。
被告自2025年4月起，先后向深圳中院院长、市人大、省高院提交再审申请及申诉材料，请求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至今一年过去，无任何法官被追责。同一法院、同一类型案件，其他当事人因时效抗辩成功而胜诉，本案被告却因法官的不作为而败诉——同案不同判，至此已毫无遮掩。更令人愤慨的是，信访件多次转回宝安法院，甚至转到当事法官手中后，法官竟镇定回应：“你给市中院、市人大的信转到宝安法院了，你申请再审吧，耐心等待高院裁判。”他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他深知：一审、二审之后，再审大概率维持原判。
二、冤判的社会危害性：从个案不公到系统崩塌
危害一：动摇司法公信力，催生“信访不信法”
当同案不同判成为常态，人民群众对法院的信任便异化为对“包青天”的幻想。无数当事人历经一审、二审、再审，申诉无门后被迫进京上访，寄望于某个“青天大老爷”能打破司法程序的封闭循环。这不仅破坏正常社会秩序，更与依法治国背道而驰——法治的核心是规则之治，而非人治之盼。
危害二：审判监督形同虚设，冤案救济通道堵塞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7条至第214条，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可申请再审；检察机关可依职权抗诉；法院可依职权启动再审。但实践中，审判监督程序往往沦为“走过场”。以深圳宝安案为例：被告已提供5份同类案件生效判决（类案检索依据）、录音伪造的初步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0条）、诉讼时效届满的明确抗辩，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法官或审判监督部门都应当启动审查。然而，从一审、二审到再审申请，层层推诿，检察监督也未介入。为何要等到二审、再审乃至检察抗诉之后，冤案才可能被纠正？审判监督的法定权责何在？
危害三：法官恣意裁判不受制约，冤假错案持续发生
近年来平反的重大冤假错案，如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无不暴露出从侦查、起诉到审判各个环节的权力失控。而在民事领域，法官的恣意裁判更为隐蔽——他不必伪造证据，只需对鉴定申请“不予理睬”，对时效抗辩“不予审查”，对同类案件“不予参照”，便可在合法外衣下制造不公。若没有强有力的审判监督机制，这种“合法枉法”将永无止境。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无风险的枉法裁判会形成逆向激励，导致更多法官效仿，最终使整个裁判体系失去可预期性，法治根基由此崩塌。
三、破局之道：审判监督必须长出牙齿
第一，落实“谁裁判谁负责”，建立终身追责制。
中央巡视组进驻最高人民法院，是党对法治建设的又一重大里程碑。对于枉法裁判、同案不同判的法官，不能仅以“法律认识分歧”搪塞，而应依据《法官法》第46条及《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追究违法审判责任。一审错了二审不改，二审错了再审不改，再审错了检察不抗诉——各个环节的责任人都应被追责，绝不能让最高院为层层失守的冤案背书。
第二，审判监督程序应前移，变事后纠错为事中监督。
不应等到一审、二审、再审全部走完、当事人精疲力竭之后再启动监督。对于当事人提出的鉴定申请、调查取证申请、诉讼时效抗辩、类案检索报告，法官必须在裁判文书中逐项回应并说明理由，否则视为程序违法，上级法院可直接发回重审。同时，检察机关应强化对民事审判的同步监督，对明显违背类案裁判规则的生效判决，应当依职权主动抗诉，无需等待当事人申请。
第三，类案强制检索与裁判背离报告制度必须刚性落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已明确要求：对于存在类案冲突的案件，法官应当进行类案检索，并在合议庭评议或提交审委会讨论时说明理由。若法官故意背离同类生效裁判，必须在判决书中详细说明正当理由，否则上级法院可直接改判或发回，并启动违法审判责任调查。
第四，对伪造证据、虚假诉讼的当事人及律师，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在深圳宝安案中，原告提供的录音光盘显示录制时间晚于其声称的时间，涉嫌伪造证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4条，人民法院可对伪造重要证据妨碍审理者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据《刑法》第307条追究刑事责任。但遗憾的是，法官连鉴定申请都不予准许，反而采信了这份瑕疵明显的证据。必须明确：法官对明显伪造的证据不予审查，同样构成渎职。
结语：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同案不同判，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原则的公然践踏。一个案件的不公，可能只是当事人一生的悲剧；但千百个案件的不公，将摧毁整个社会对法治的信仰。中央巡视组进驻最高法，释放出强烈信号：枉法裁判的时代该结束了，审判监督的“稻草人”该醒来了。
全国人民期待：对深圳宝安案这类明显枉判的案件，省高院能尽快作出公正的再审判决；对故意无视证据、无视时效、无视类案裁判规则的法官，依法追责；让审判监督真正成为高悬于法官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包青天”退场，让法治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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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4-18 10: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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