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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6月13日的“互动台”栏目发表了题为《别让网络烂梗“梗”住青少年成长》的相关文章，随后还刊登了家长、网友对网络烂梗进入校园的看法。 “烂梗黑话”进入校园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关于此类话题的探讨也多半从黑话对语言环境的“污染”、对价值观形成和青少年成长的不良影响出发。诚然，这些观点揭露了现实生活中黑话烂梗对语文教学、亲子沟通等方面的破坏性，但也在不知不觉中将青少年刻画成了对黑话烂梗没有任何免疫力的“受害者”角色，例如报道中就有“黑话烂梗正在‘围猎’青少年”这样的说法。 青少年面对网络流行语“围猎”是束手无策的“猎物”吗？笔者认为，对“黑话烂梗”的批判当然是合理且有必要的，但不宜上升到道德层面的价值判断，青少年也不尽是对此类用语毫无反思和分寸感的。简单地认为此类网络流行语一定对青少年有害且伤害不可逆转，并一味限制其使用，一方面可能引起青少年的逆反，使本就已经有些紧张的师生、亲子关系更加难解；另一方面也在无形中忽视、挤压了青少年独立思考和情感表达的空间。需要指出的是，“黑话烂梗”一词本身就是带有主观色彩的，因为它预先设定了雅与俗、书面与口头的高下之别，因而笔者倾向用较为中性的“网络流行语”一词来指代。 那么，该如何换个视角看待青少年使用网络流行语的现象？ 首先需要正视的是他们的沟通与情感需求。网络流行语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们反映了一段时间内大众的社会情绪。比如早年的“我爸是李刚”讽刺了各种傲慢的“二代”，“打工人”反映了劳动者的不易，“栓Q”是方言和英语碰撞下可以表示无奈或感激的新颖表达……这类流行语以戏谑的外衣包裹着人真实的情感。或许青少年暂时难以理解，甚至也不关注许多流行语背后的深层含义，但是他们每天面对的学业压力、朋辈压力是真实存在的。在互联网上冲浪休闲之余，闯入他们视线的新词对他们来说有着不同于书面文字的新奇和趣味，可能有一部分也切中了他们的情感需求，自然迁移到了他们的日常沟通之中。就青少年使用网络流行语的现象，给予共情和关怀始终是第一位的。我们应当把青少年当作拥有完整情感的个体，在这一现象的讨论中也给予他们参与和表达的渠道，让社会多方听到当事人的真实想法和感受。 其次，网络流行语干扰学校教育和书面语传承是教学问题，既然是教学问题，就要用教学方式应对，而不应该将其无限放大为价值观和道德上的硬伤进行审判。相对于传统中文和规范书面语，网络流行语的确较为粗糙、简化，甚至带有一定的冒犯色彩。二者也分属于不同的沟通场景，前者适用于较为公开、正式的表达，后者多用于私人化、非正式的人际沟通。学校教育负有让学生习得规范书面用语的义务，教育者真正的焦虑来自网络流行语对这种教学目的的挑战。理性的做法应该是为学生划定使用网络流行语的边界，一方面明确书面语与口头语、课堂交流与日常交流的区别，传递传统中文中的精巧曲折之美；另一方面也不宜堵塞学生日常沟通中无伤大雅地使用流行语，更不应该公开地批评和放大网络流行语带来的价值观恐慌，不能对使用网络流行语的行为施加道德压力。价值观的塑造和形成不是一两句网络流行语可以撼动或颠覆的，但人为制造的偏见和对情感的压抑却可能根深蒂固、影响深远。 最后，网络流行语进入青少年的语言世界，如果有罪，谁罪之有？媒介学者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认为，早期作为新兴媒介的电视因为不加选择、不区分受众而呈现内容，使得儿童过多地接触了成年人的世界，孩子的羞耻阈值进而降低甚至消失，“童年”和“成年”之间变得界限模糊。如今，我们面对的现象和当年波兹曼关注到的情况异曲同工，甚至怀有类似的对人文精神凋零的恐慌。网络流行语进入青少年的语言世界，说到底可部分归因于互联网缺乏受众区分的传播模式；信息的爆炸和语言的流动性、隐蔽性也让对在线内容进行高效的年龄分级充满挑战。 因此，网络流行语进入青少年世界引发的担忧，也同时映射了所有人对自身所处媒介境况的无力和焦虑。越是如此，我们越要相信人类具有独立思考的韧性，也要相信青少年成长的内生动力。在网络流行语这一议题上，与其简单地“禁止”“戒除”，不如与他们开放、平等地讨论交流，尊重他们表达的权利，听见他们心底的声音。 既然我们也曾是孩子，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也经历过各种流行文化的冲击，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现在的孩子也有能力从所谓的“围猎”中突围，并建设他们自己理想的语言家园？ 作者：王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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