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惜汪辜精神 以交流合作争取和平发展
作者：洪奇昌1993年新加坡汪辜会谈今届30周年。回顾过去，首先必须认识到，国际环境与两岸情势不会一成不变，只会持续变迁；展望未来，我们更应谨记的是汪辜会谈这个历史事实，珍惜并把握其精神遗产，共同推动与时俱进的行动方案，而非留恋特定时空环境下的“九二共识”。
30年前的两岸会谈有其国际环境与两岸条件，包括柏林围墙倒塌、《华沙公约》与苏联解体等国际政治情势变化，既提振了台湾在内的国际民主社群与共产中国对话的信心，也提振了中国与非共产世界接触的意愿。加之当时台湾经济转型成果显著，中国大陆也在邓小平“九二南巡”时重申坚持改革开放道路，北京决议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此台商对陆投资显著增加，带动两岸经贸关系快速发展。
在那个时空环境下，两岸政府皆认识到顺应时势的需要，两岸领导人也展现出智慧与高度，愿意务实推动两岸对话协商，共同处理两岸经贸与社会交流过程中，需要两岸政府公权力参与的事务性议题，于是才有92香港会谈以及93汪辜会谈的历史事实。
汪辜会谈30年后，国际环境和两岸条件已经与当时迥然不同。国际环境部分，当前美中战略关系已经改变，美国放弃过往“接触”（engagement）政策架构下所发展出的美中战略伙伴关系，转为美中战略竞争关系。在国际政治的大棋盘中，两岸关系不只是台海两岸政府“如何定位彼此政治关系”的议题；而是美中战略竞争格局及印太战略架构下的两岸关系。换言之，两岸关系发展与台湾主体性议题，是美中大国战略竞争下，如何维系印太区域情势和平稳定、如何安排全球产业供应链布局战略、如何坚持自由民主价值与生活方式的关键变项，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且涉入的议题。
在两岸条件部分，美丽岛电子报日前民调结果显示，有77%的受访民众认为，不论台湾是哪一党执政，两岸的政府如果能够保持对话协商是“利大于弊”；即便泛绿受访者也近六成比例支持此看法。然而，自从“九二共识”列入《习五条》，并被北京定义为“两岸同属一中、共谋统一”后，“一中”没有“各表”的空间，“台湾前途”选项也没有台湾民意的空间，绝大多数台湾人民是不可能接受如此意涵的，所谓“共识”实已失去相互谅解与战略模糊的价值。
加之，中国综合国力以及解放军战力的提升，北京对台外交、经贸、军事施压的力度较过去更强；更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恐慌传播的速度更快，两岸人民心灵契合之路更为艰难。在此条件下，虽然大小两会事务性沟通机制依然运作，但重启大小两会高阶官员会谈确实存有困难。
但也正因为严峻且关键的时刻，更让我们认识到重建互信与对话基础的重要性。海基会辜振甫董事长在其回忆录《劲寒梅香》中指出：“与其用‘共识’（consensus）表达1992年的香港会议结果，不如用‘相互谅解’（Understanding）或‘附和’（Accord）更能贴近事实。”从辜老这位历史现场第一人的视角观之，今人纪念汪辜会谈，更应谨记的是这个历史事实背后，两岸愿意相互谅解、理解，愿意附和、呼应与相向而行的精神遗产。
香港会谈和汪辜会谈最核心的历史遗产，就是搁置高政治性议题争议。“九二共识”及其意涵就属于高政治性议题，因为涉及两岸政治关系定位、涉及美中战略竞争格局，我们很难期待短期间能解决相关争论。汪辜会谈及其后两岸政府间对话由于不涉及高政治性议题谈判，海基、海协两会才能共同促成，两岸三通直航、经贸投资合作，进而签定ECFA和23项协议。这是得来不易、利泽民生的成果，双方都应该共同维系。
更重要的是，这些协商、交流、对话和谈判的基础，是建立相互谅解，认知既存政治现实且互不否定的务实原则之上；是奠基在人道的、服务的、善意的，服务两岸人民及社会，提升两岸人民的福祉的基本信念和精神之上。
汪辜会谈30周年之际，与其争论共识的有无，把握“愿意相互谅解”和“愿意相互呼应”的“辜汪精神”，或可为缅怀先进的更佳方式。期待双方愿以累积善意、互信与沟通默契为共同目标，有序推动地方、小两会、大两会乃至于政府间更高层级官员交流，借此拉近双方因为缺乏交流而加深的距离感，控制因缺乏对话而误判潜在风险；用更多的理解与包容取代对立，用更多的对话、合作来争取区域和平发展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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