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良师
怀念良师 胡楚鹍（4）曹典谟老师是1957年下期到东安二中任教的，可惜我于1957年上期在东安二中初中毕业离校了，无缘做他的学生。我的堂侄明善比我低两届，有幸做了曹老师的学生。曹老师是他最敬重最崇拜的老师，而他是曹老师最青睐最得意的学生。善侄高中毕业离校后还常去学校看望曹老师。曾经当过报社编辑的曹老师文学功底深厚，妙笔生花，爱好文学的善侄常在文学创作方面向曹老师请教，而曹老师总是不倦地谆谆教诲，表现出一个园丁无私乐于将自己的汗水和心血洒在花木成长上的高尚的情怀。
1960年下期，我中师毕业分到竹木町完全小学任教，善侄常同我谈起曹老师，我因此知道了这位博学多才而又乐于悉心诲人的曹老师了，于是更遗憾擦肩而过，没有得到曹老师的教诲。为了得到这位名师的雨露滋润，大约是1965年上期，善侄去看望曹老师，我趁机将我写的一个短篇，叫他拿给曹老师过目雅正。我将文稿交给善侄拿去后，心中忐忑不安。我想我这样冒昧求教恰当吗？本职工作繁重的曹老师能愿意花时间于职责之外，去审阅一个陌生者的文稿吗？谁知曹老师很乐意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细心地看了我的文稿，非常赏识，并作了不少点拨。
1965年下期，我被借调到东安二中任教初中语文。我这个1960年中师毕业的小学教师，因何被借调到中学任教呢？我一无所知。到二中任教一个多月后，我才得知是由于曹老师的推荐。曹老师不认识我，仅因看了我的一篇习作，就记住了我的名字，当学校需要外调语文教师时，就推荐了我。这充分表现了曹老师不仅仅是对我个人而且是对一代后生的关爱。想到这些，我对曹老师的敬重之情油然而生。我是从别的教师的口中得知是曹老师推荐了我，而曹老师本人从未对我谈及是他推荐了我。曹老师这种纯洁高尚的人品，更令我崇拜。
我进东安二中任教后，曹老师对我关爱有加。他教导我说要做一个好教师，就要“教书——读书——写书”。接着，他解释说：教师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这只有在教学中不断读书进修，才能使自己积蓄起那一桶水。写书主要是写自己教学的体会心得，把自己的教学实践总结上升为理论，使之又反过来指导自己的教学实践，从而提高自己的教学品位。他还指出语文教师还可搞点业余文学创作，使自己有文学创作的切身体会，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所教课文的内容和技巧，从而更好地讲解课文。当时好多语文教师都苦于批改学生作文需要的时间太多，根本没时间和精力自己读书进修了。曹老师对我说，批改作文在提高学生写作能力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还是要靠多读书。他指出教师批改作文不必花太多的时间，应该指导学生多读课文和课外书籍。与曹老师交谈，我真有胜读十年书之感。
语文组办了一块介绍语文知识的黑板报，书写要求很高，不用粉笔写，而用毛笔蘸颜料写。我一进二中任教，这黑板报书写的任务就落到了我手中。语文组编写刻印一本应用文教材，这刻写的任务也交给了我。学校为了宣传优秀班级的优秀事迹，责成语文组抽语文教师采访优秀班级写出通讯、特写文字，编辑刻印成册，给全校学生阅读，这任务也有我一份。当年大力开展家史教育，学校要求语文组外出采访，写出两篇家史教材，语文组要我完成一篇的写作任务。我初来乍到，就这样得到任用，无疑与曹老师有关。曹老师见我的工作任务繁重，担心我怕苦怕累，就对我说才能是干出来的，只有多干才能积聚才能。我深感曹老师是我的指路良师，我后来能不断提高教学品位，以至能评为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与曹老师对我的指教是分不开的。
我十分庆幸能与曹老师在一起任教，得到他的关爱和指教，可是好景不长，1966年上期，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浩动降临了，曹老师成了东安二中的第一个黑帮分子。全校停课，写大字报，开批斗会。接连对曹老师的四次揭发检举批判会，我没开口，第五次会，有一位学校中层领导在会上说，有的老师是怎么进二中的呀，与曹典谟这个黑帮分子是什么关系呀，为何执迷不悟，一言不发，是要守口如瓶，攻守同盟吗？我明白他是说我，是对我的严重警告。可是我揭什么，批什么呢？我搜肠刮肚也找不出曹老师的反动言行。我正告自己，决不能恩将仇报，胡言乱语。在后来的数次对曹老师的批斗会上，我一直是只听而不言。当时我为什么有那样的决心和勇气呢？这正是曹老师的高尚人品影响了我，武装了我。
1966年下期我回到了竹木町完小，没过多久，我也戴上了高帽子，挂上了黑牌子。自身不保的我，不知曹老师在为期十年的浩动中是怎么度过的。我只是听说他曾劳动改造扫过街道，在街道上拣过别人丢在地上的烟头吸。一位中学名老教师竟身陷如此之境，实在可叹可悲。“文革”结束后，我第一次同曹老师谋面，他说在他劳动改造扫街期间，有一次他的一个学生偷偷地把他叫到家里去吃饭，面对久违的丰盛的饭菜，他很想饱吃一顿，可是他却吃下了一点点，就想吃而吃不下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他说每天给他吃的太少了，长期处于饥饿之中，他的肠胃收缩小了。听到此言，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文革”整人，最主要的方式是“批斗”。我不知曹老师挨了多少次批斗，也不知曹老师挨到了怎样的批斗。直到“文革”结束三十年后，我看到了曹老师的一篇题为《插曲声声忆当年》的文章，文中写道：“数九寒天的三个深夜，我被造反派赤身裸体（只穿一条短裤）捆绑着，从几丈高的悬崖上抛入深潭，又像吊桶打水一样把我拉上来，如此反复多次，刺骨寒心，无以复加。”这一斑可见全豹，曹老师在“文革”十年中曾遭受了多少劫难啊！
十年浩动后，拨乱反正，曹老师得到了平反。他沐浴春风和阳光，以博大坦荡的胸怀，很快抹去了身心的重创，任职湖南省教育出版社正高级副编审，竭力献出自己的才智和心血，直到1992年10月才离休。
我退休后，曾几次看望了曹老师，见他精神矍铄，甚为欣慰。年近八秩的曹老师依然十分关心我和多方指教我。我将我创作的长篇小说《风雨情爱》的初稿奉送给他教正，他立刻从头到尾一字一句地仔细审阅推敲，提出了不少高见。后来，他又为我写的《教坛留踪》一书的出版尽心尽力。
曹典谟老师可谓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指路明灯，我万分感谢他，也万分敬重他。遗恨的是，2015年6月，他病重住院，我一无所知，没有去看望他，未能见到他那谢世前的慈颜；遗恨的是，他匆匆离世，我也不知，没有去哭灵悼念，未能叩首垂泪送他一程。这是何等的遗恨啊！这种遗恨何能补救啊！如今，我只有冀希曹老师在天有灵有知，听到我的心声：我最崇拜最敬爱的曹老师，您的高尚的人品，您的博大的胸怀，您的敬业精神，您的聪慧才干，连同您对我的关爱，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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