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苏城那么大 张继为何要睡在船上？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唐诗中传播得最广的佳作，通常都明白如话，每个字都简简单单，都认识，偏生组合在一处兴味无穷，这种带点漫不经心的简单，是后世诗人学不来的。 诗人张继留下三十余首诗，绝大部分无人知晓，唯独这一首《枫桥夜泊》，成了千古名篇。 不妨以理工科思维来分析一下这首美妙含蓄的诗篇：寒山寺到姑苏城中，直线距离大约七八里（唐人有记载说是十里），乘船可以直达，张继为何睡在船上？他这是要去哪里？ 首先要澄清一点，唐代可没有什么说走就走的旅行，出门一趟大不容易，北方主要靠车马，南方则依赖于行船，不管选择什么方式，动辄累月经年，需要相应的财力作为支持，老百姓没有出门的需求，也没那份闲钱，士人出行总得讲究个体面，要饭式的穷游绝不在考虑之列。 此外，唐代官员出差，可以凭券住宿于驿馆，如果是世家大族，各地都有亲友可以投奔，当时的苏州属于上州，繁华自不待言，张继过巨郡而不入，只身睡在船上，很能说明一些情况： 其一，他的旅资并不充足，能够雇得起船只，却没法奢侈消费。 其二，他当时还不是官身，没资格使用驿传，交游也不是很广。 种种迹象表明，当时张继还年轻，他途径苏州是要去哪里呢？ 盛唐时期，一位年轻人首选的去处是长安，其次是洛阳，张继应该是南阳一带的人（他在诗中自称“郢客”，也有说他是襄阳人的），从南阳去长安可以走商山道，去洛阳更方便，若是领略东南的胜景，烟花三月下扬州才是最佳选择。 苏州正当江南运河中段，再往南是杭越，唐代长三角的水文情况和今天大不相同，波涛特别汹涌，没有要紧的事，犯不着受此舟楫风波之苦，何况大半夜睡在船上被秋霜冻醒，滋味总不太好受，说明张继不是纯去游玩的。 文字镵画出的痕迹，一定会有现实作为印证，如果从张继的诗歌中探寻他的旅途，可以发现，有三首作于会稽郡（越城），时间上恰在秋冬之际，说明他此行的目的地是绍兴。 有关张继的资料奇缺，《新唐书》里仅有二十五个字：“张继，字懿孙，襄州人。大历末，检校祠部员外郎，分掌财赋于洪州。”此外还能确认的一条，是他于天宝十二年进士及第。 凭借这些稀缺资料，我们得像侦探画像一样，为张继勾画出一个大致的生平轮廓。张继作于会稽郡的三首诗，有一首是写给于姓太守的，于太守名叫于幼卿，他在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任会稽太守。细读张继的诗作，大致可以这样判断：他于天宝十二载冬天进士及第，次年没有通过吏部的选拔考试，在长安、洛阳等地呆了一年。再往后，张继还曾游历过河东、东鲁等地，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冬天，安禄山起兵反唐，他躲避战乱，就此流落江左。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安禄山所部危及江汉，张继回不了家，他很有可能是在这时候经过苏州南下，抵达越州。当时于幼卿还在郡守任上，张继作诗投递，以期前往拜会，直到冬天他肯定还在会稽郡，因为还有一首诗提及在郡楼上欣赏雪景。这年冬天到次年春二月，永王李璘从江陵“东巡”，谋取扬州，张继既然没有卷入永王“逆案”，可见他始终呆在杭越一带，否则很可能被永王薅走。至德二载（757年），崔寓代于幼卿为会稽郡太守，假如张继是这一年来到会稽郡，恐怕都无从拜会于太守了。整个至德二载，局势都很危险，叛军一直在攻打睢阳，江淮随时可能陷入敌手，吴越一带的情况要稳定得多，张继既非官员，没有使命在身，滞留会稽郡是最好的选择。 张继的诗作，还有一首是写给“李书记校书”的，“书记校书”是一个人的官名，即以校书郎任掌书记，诗中提到“凤辇栖岐下，凤辇栖岐下”，很容易判断出这首诗作于至德二载（757年）秋天，当时肃宗驻跸凤翔，也就是所谓“凤辇栖岐下”，两京尚待收复，唐军与叛军还在拉锯战中，因此有“鲸波斗洛川”之语。会稽太守通常是不会配备掌书记的，这位李书记，很可能是时任江东采访、防御使崔涣的幕僚，张继在诗中写道： 量空海陵粟，赐乏水衡钱。投阁嗤扬子，飞书代鲁连。 说明朝廷发生财政危机，缺钱缺粮，则李书记或许是到会稽来催收粮秣的。 反复斟酌，张继的《枫桥夜泊》最有可能作于至德元载，当时业已考取进士，却没有正式授官的张继为躲避战乱，经苏州南下，写下了这首名作。 为什么睡在船上？还不是因为穷，诗人，也是要恰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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